总部迁往宁静地，风景小城筹战计；
多方掣肘心苦闷，顾全大局舍两栖。
康提，在僧伽罗语中是“山”的意思，它位于锡兰的中部，在马哈韦利河支流安班河的上游河畔，是当时锡兰的第二大城市。不过，那里的居民并不多，仅有五六万人。它在锡兰的康提王朝时期，曾是抗击葡、荷、英殖民者的英雄城市，被称为“马哈隆瓦尔”，意即“伟大的城市”。
实际上，蒙巴顿司令部的大部人员在英帕尔战役开始后不久，就已经陆续迁到了这里。美英首脑在决定建立东南亚战区总部时，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曾建议这个总部不应设在印度，最好是设在锡兰。美国人无所谓，因为它实际上是英国人的。只是丘吉尔首相坚持应把战区总部设在印度，认为即使不把总部设在德里，至少也应把它设在加尔各答，理由是锡兰离战场太远了。其实，丘吉尔的真正想法主要还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当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仍很活跃，国大党等各主要政治力量不情愿、有的还公开号召印度人民不参加“英国的战争”，日本也图谋扶植傀儡政权，煽动印度人“进行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以达到它自己取而代之的梦想。丘吉尔坚持把战区总部设在印度，目的是借这个机构所形成的威慑作用，镇住当地的反英情绪，并把印度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阵营内。因为作战部队的最高指挥部就设置于印度，它还能摆脱这场战争吗？
这就是丘吉尔的政治算盘。胳膊拧不过大腿，参谋长委员会的将军们只好同意首相的意见，将东南亚战区总部设在德里。到了1944年初，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印度的局势经蒙巴顿等人的努力已经缓和起来，同时，蒙巴顿本人也不想呆在德里，丘吉尔终于同意东南亚战区总部可以迁往锡兰。
蒙巴顿对德里的印象一直不佳。1944年4月13日，他从英帕尔前线临时返回总部，见到德里的人们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气愤地说：“为什么在德里总是有一种消极的气氛，而在前线每个人都充满了勇敢和进取精神？”他不由得又想起上任前摩根爵士的告诫，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开德里。参谋人员已经选择了康提作为总部机关的新址，4月15日，蒙巴顿下令开始搬迁，至5月中旬，总部各部门及其大部分人员都在康提安顿了下来。而蒙巴顿则带领几名得力的作战参谋前往卡拉米，继续指挥英帕尔战役。
康提是东南亚著名的旅游城市，周围群山环抱，气候宜人，植物茂密，风光绮丽。刚打完一次大胜仗的蒙巴顿，抵达这里便感到一切都是那样地舒心，该好好享受一下了。他把康提王朝古老而豪华气派的王宫辟为自己的官邸，在著名的贝拉德尼亚植物园中盖起了一座座漂亮的办公楼和宿舍，让总部众多的男女工作人员搬了进去。“康提也许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也是一个良好的工作地点。”蒙巴顿满意地写道。
出身于贵族的蒙巴顿，是好讲排场和享受的，尽管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也能跟下级一起去吃苦。可是，在眼前的情况下，新的总部很快就成了奢华的代名词。拉尔夫·阿诺德发现，总部的工作人员们看上去都“很有排场、时髦而且富有”，“数量众多的漂亮汽车”使他感到惊异，“我感到康提的气氛对我来说显得太豪华了”。总部机关所在的植物园内，栽培着各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花团锦簇，争奇斗妍；饭厅很舒适、雅致，饭菜也不错。但一切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相同级别的麦克阿瑟战区总部的物质供应，比蒙巴顿这里更丰富，然而却学不来英国人的贵族式风格。
人们对康提新总部的另一项指责是说它人浮于事。蒙巴顿最初计划总部的全部编制为4100人，但不久便迅速膨胀了。锡兰驻军司令莱顿将军写道，“人们确实怀疑，一位司令官是否应当用7000人来制订和监督连规模都还没有确定的作战计划”。总部人数最多时，曾突破了万人。在人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伦敦方面也对这种过分的铺张感到十分不悦。
新总部在支出方面也不节省。蒙巴顿在距离康提30公里的山上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花了将近50万英镑，然而却几乎没有使用过。他还在科伦坡定做一辆镶着金箔的豪华马车，在总部编制里保留着一支由30名乐师组成的乐队，这一切都表明了他骨子里的贵族习性。“康提的新司令部即使只有较少的人力财力，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除了蒙巴顿的最热心的崇拜者之外是没有人否认这一点的。”伦敦舆论是如此认为的。
不过，有些事情做得是必要的。如他在康提设立了一座“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广播电台”，让英国报界转载该台新闻，使各界公众“不能遗忘在远东一个角落里作战的英国士兵”；专辟日语节目，以瓦解日军的士气；并创办了《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报纸和《凤凰》画报，宣传自己的主张、鼓舞部队的士气。尤其是战区总部从南亚次大陆迁到锡兰一事的本身，才使它名实相符，东南亚的色彩越来越浓了，同时也表明了蒙巴顿对海洋战略的重视。
蒙巴顿从不介意别人的说三道四，此时，他正在设想新的缅甸作战计划。他曾于7月份提出过两份计划：一个是“卡皮特尔”计划，即命令第14集团军渡过亲敦江向曼德勒推进，然后再向南进攻仰光；这是个陆地进攻计划。另一个是“德拉卡拉”计划，即在1945年初对仰光直接发动两栖登陆进攻。他这两个方案最初是作为两种选择提出的，如果“德拉卡拉”计划得到通过，斯利姆的第14集团军可暂时按兵不动。蒙巴顿真正愿意干的，就是这个两栖联合作战计划，他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以海军将领的身分担任战区总司令的，总要给海军找点儿事干。斯利姆不甘心被抛在一边，对此提出反对。最后一致同意，陆地进攻无论如何也要进行，至少要推进到缅甸中部地区的曼德勒。为了争取参谋长委员会同意“德拉卡拉”计划，蒙巴顿亲自出了趟差飞往伦敦游说。
伦敦出现了好兆头。布鲁克不大情愿地同意，应该在缅甸采取某些行动，并且认为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当中，“德拉卡拉”计划似乎是最可取的。坎宁安是唯一不同意的人，他认为预定进攻仰光的两栖部队“太单薄”，“沿海发动进攻的建议是“如意算盘”。蒙巴顿不无道理地反驳说，他以前任何一次要求都被指责为过分铺张，这一次他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问题在于，他虽然有地面部队和飞机，但缺少登陆艇和其他装备以用于扩大战果。8月8日，军方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关键性的辩论。蒙巴顿需要来自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是希望进攻苏门答腊的丘吉尔，一方面是希望太平洋地区战略能够得到重视的参谋长委员会。然而两者都是不那么可靠的，对“德拉卡拉”计划态度犹豫、暖昧。坚定支持蒙巴顿的是艾登，文登认为直接发动对仰光的两栖进攻，是迅速结束缅甸作战、把英队从那里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他指出，澳大利亚军队将会给英军的登陆提供帮助。其实，蒙巴顿也有同样的想法。但他们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后来没有实现，堪培拉没有同意去给英军打头阵。
据文登回忆，蒙巴顿在辩论时忧心忡忡“非常不高兴”，到结束时却变得“非常满意”。辩论会后，布鲁克跟蒙巴顿进行了私下会晤，“讨论夺取仰光的问题。这一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一前提的，即我们可以从10月1日起把第6师从欧洲战场上撤下来”。没有这个前提，显然就不能实施“德拉卡拉”计划。不过，布鲁克能有这样的表态，蒙巴顿就很感到满足了。
能够阻挠这个计划的还有美国人。魏德迈6月在华盛顿警告说，他将反对所有的在南缅海岸作战的计划，除非它们能够为打开通往中国的缅北通路作出“及时的贡献”。后来蒙巴顿确实感到了在如何采取下一步进攻计划的问题，总部的英籍和美籍参谋人员中出现了分裂迹象。在同年9月英美领导人的会谈中，美国人对“德拉卡拉”计划充其量是不冷不热。但同时他们又表示，如果在缅甸北部和中部的进攻不会使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他们可以接受它。还认为蒙巴顿如果实施该计划，尚需要再增加6个师的兵力，其中部分将从印度调遣，部分来自从意大利战场撤下的部队。这又是一个前提，而且比布鲁克提出的更大。蒙巴顿闻知了美国人的表态后，自以为他们同意了“德拉卡拉”计划。波纳尔在日记中写道，蒙巴顿对此“感到极为高兴。他真是头脑简单。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在没有确实得到人力物力之前我是不会过分激动和兴奋的。”
蒙巴顿在某些方面的确有点儿稚嫩。由于欧洲盟军发生了阿纳姆失利和德军发动阿登攻势这两件事，紧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发起打通交通线的“1号作战”频频取得进展，使蒙巴顿不仅未得到原先允诺的部队，反而被调走了一二个师和三个美国运输机中队。10月中旬，蒙巴顿抱着使“德拉卡拉”计划复活的一丝希望再次飞往开罗参加几天会议。到达开罗以后，他发现丘吉尔还没有来，正逗留在莫斯科。蒙巴顿也想去见一见斯大林，因此要求允许他立即飞往莫斯科。但是，来自莫斯科的“特急”电报却反对他这样做，说由于苏联尚未和日本宣战，蒙巴顿的前往将会引起许多政治反响。丘吉尔来到开罗以后，蒙巴顿的境遇仍然没有什么好转。他不无苦涩地回忆说：“真有意思，在去年11月开会的相同地点再次会晤，用和去年相同的话要求对我们的战场提供帮助和援助。”然而，丘吉尔告诉他，目前情况下不要指望从其他地方调部队去参加大规模的仰光登陆计划，他应当继续从陆路向前推进。在目前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如果他能够实施一些小型的类似的“德拉卡拉”计划，或者从印度发动一些袭击，那当然更好了。
自己最有兴趣的计划又一次被抛弃了，蒙巴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康提。但是，他的烦恼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有人利用取消两栖作战计划这一时机提出应削减蒙巴顿的总部人员。布鲁克对韦维尔说，迪基的那个机关“过分膨胀得令人绝望”，还有人提出蒙巴顿应当接受陆地战略的现实，把总部迁回次大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蒙巴顿在几个月之内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副参谋长和军种司令们统统闹翻了。
蒙巴顿与战区副司令史迪威刚结识时，关系尚好，蒙巴顿甚至还为他在蒋介石面前说过话，使史迪威没有被蒋介石赶走。然而，俩人友谊的时间并不长。还在1944年1月份时，蒙巴顿为整顿地面部队，召集吉法德、斯利姆和史迪威等人在德里开了一个会，会上，蒙巴顿彬彬有礼地对史迪威说，他决定将史迪威率领的中国在北缅的军队，划归东南亚战区陆军部队司令吉法德上将统一指挥。
史迪威听罢暴跳如雷，“在接下来的争论中，史迪威像摩术师一样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分：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要直接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作为一个美国将军，未经马歇尔的批准，他不能接受英国人的指挥；作为蒙巴顿的战区副司令，他是吉法德的上级，他不能听从自己下级的指挥。”蒙巴顿哑口无言，因为史迪威言之有理。尽管事实上他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和蒙巴顿的副手职务，都是名义上的，但给了他这些名份，就不能不承认史迪威的说法至少在字面上是符合逻辑的。
事情已经陷入僵局。吉法德不露声色，可是心里很恼怒；在场的其他低级军官们见到上级的争吵，则感到非常尴尬。蒙巴顿虽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已开始觉得自己刚上任时应帮着蒋介石把史迪威赶走。突然，像在阴霾沉闷的天空中露出一缕阳光一样，史迪威自己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不接受吉法德的指挥，但可以接受斯利姆的命令。
史迪威方才振振有词的逻辑，变得有些混乱了。斯利姆仅是第14集团军的军长，本为地面部队司令官吉法德的下级。与会者不禁哑然失笑，而蒙巴顿却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史迪威这样的表态，实际上还等于要受青法德的领导。斯利姆是个和善、幽默和有自知之明的人，此后他在与史迪威的交往中，从未以上级的姿态出现，甚至不曾下达过一次书面命令，有什么任务他总是亲自跑到史迪威的驻地，然后像聊天似地把任务敲定。当然，就是蒙巴顿本人也未尝不是这样，他的左眼不就是在去史迪威驻地的路上被竹枝扎伤的么？
性格不很稳定的史迪威对别人的看法常常是很矛盾的，譬如对蒙巴顿，有时称赞他是个“有魅力的年轻人”，有时又骂他是个“花花公子”。蒙巴顿对史迪威的称赞和侮辱只是一笑了之。1944年10月，蒋介石再次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这一次，蒙巴顿没有再为史迪威说话。史迪威对此似乎满不在乎，实际内心对蒙巴顿强烈不满，他认为蒙巴顿应对他所受的侮辱负责。这是不公正的。蒙巴顿对他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难于与你共事，但是，在所有你我个人之间的问题，我发现你是易于相处和乐于助人的。”蒙巴顿还曾对罗斯福这样说过：“对于史迪威的离去，我感到很遗憾。”
海军的萨默维尔是战区军种司令中第一个与蒙巴顿闹翻的。蒙巴顿来自海军，而最嫉恨他迅速晋升的恰恰是海军的高级军官们。陆空军人员对别人破格提升的适应性要大一些，比如斯利姆将军的平时军衔不过是中校，而战时军衔则是中将，统率一个集团军，因此他们能很痛快地服从蒙巴顿的领导。海军军官对军衔顺序历来非常讲究，憎恨一切打破规矩的人，特别是有皇室关系而可能受到了特别优待的人。海军对哪怕是王子来舰队服役，也总是非常吝啬地授予个中尉或上尉了事，因为它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的精英军种。萨默维尔因嫉妒而憎恨蒙巴顿，无论后者怎样想方设法接近他，他都没有一丝一毫善意的表示。在一些小事上萨默维尔很没风度，而在大事上，比如蒙巴顿所下命令中关于海军的部分，他从不认真地去贯彻执行。平日心绪好时蒙巴顿隐忍不发，此时，一肚子火气的蒙巴顿借萨默维尔在一件事上处理不当，干脆把他赶走，由布鲁斯·弗雷泽接任。
紧接着离职的是皮尔斯。战区参谋长波纳尔最初想让肖尔托·道格拉斯接替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换成了利—马洛里负责指挥战区的空军部队。
吉法德早在英帕尔战役进行当中就被蒙巴顿解除了职务，但他一直没有离开战区总部。这一时期，他与蒙巴顿的关系比以往要平静得多，俩人似乎谁也犯不着谁。波纳尔在6月份时就开始寻找吉法德的接替者，他认为奥利弗·利斯将军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但是利斯当时正在意大利战场上指挥第8集团军作战，难以脱身。蒙巴顿曾经想过不设战区陆军司令而由他本人直接掌管地面部队，因为他许多时候实际上也是这么干的，但伦敦方面不同意。最后，1944年11月，利斯终于从意大利调到这里，受命担任东南亚战区盟军地面部队司令，隶属于蒙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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