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利用这一点，宋子文在华盛顿大肆活动，以“改组中国战区”的名义，试图要美国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9月15日，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之后，向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谈道：“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独立掌握着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的指挥权，他还负责印度和中国的后勤补给、中印空运司令部和兰姆加尔的中国驻印军，并参与云南中国远征军的部分指挥事务。此外，他还握有美国陆军部授予的、没有中国方面参与的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在如此千差万别的范围里掌握那么多错综交叉的权力，将会造成对未来战争可能十分危险的摩擦。”他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史迪威的地位。
罗斯福不反对接受宋子文的要求，但为了避免与陆军方面引起麻烦，他把此事推给了马歇尔，并写了一个条子：“亲爱的乔治，你和宋子文博士谈谈这件事好吗？”马歇尔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史迪威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将领之一，又是经他推荐才出使中国的，这些人不遗余力地要摘掉史迪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他出难题。他明白地告诉宋子文，美国不会改变现在的指挥结构。但是，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却私下里向宋子文表示，如果委员长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的。有了从白宫后门放出来的这股风，宋子文仍然没有放弃撤换史迪威的企图。
10月初，宋子文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新德里稍事停留。在那里，他会见了刚刚就任东南亚地区统帅的蒙巴顿和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信使、美国陆军后勤司令索默维尔将军，他们的任务是去重庆向蒋介石通报魁北克会议的决定事项。宋子文试图在这两位将军去重庆以前，就给他们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他们支持他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对蒙巴顿蛊惑说，史迪威和中队的关系非常紧张，任命史迪威作东南亚战区的副统帅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接着他又告诉索默维尔，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他的这些伎俩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蒙巴顿不会在上任之初就让人挤走他的副手，一个最精通中国事务的人；索默维尔不相信宋子文说的话，因为他离开华盛顿之前，罗斯福丝毫没做这方面的表示。
宋子文如此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要搞掉史迪威，与其说是为了蒋介石，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如果挤走史迪威，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这不仅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增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可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心中永远燃烧着对权力和金钱无法熄灭的欲火。
10月7日，史迪威从重庆赶到新德里会见了蒙巴顿和索默维尔。蒙巴顿是英国女王的表兄弟，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从他狐狐落地就已经获得皇家海军上校的终生军衔。在出任东南亚战区统帅之前，43岁的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中将。史迪威对居于一个比他年轻17岁的统帅之下，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他和蒙巴顿的第一次会面十分融洽，日记里留下了他对蒙巴顿的第一印象，“路易斯是个好人”，“精力充沛，厌恶消极和保守”，“非常真诚友好”。蒙巴顿没有提起来子文对他说的话，只是表示希望中美英三国在这个战区的合作能像“一个幸福的家庭”。
10月15日，史迪威和索默维尔一同飞抵重庆。第二天，当索默维尔去会见蒋介石的时候，一场酝酿了许久的疾风暴雨突然向史迪威袭来。蒋介石在宋子文的鼓动下，明确地向索默维尔表示，史迪威必须被解除职务。“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的“摊牌”，竟引出了戏剧性的变化。
宋美龄和宋蔼龄找到蒋介石，反对撤换史迪威。她们认为：“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么你在美国就会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原来，从9月中旬开始，宋美龄和宋蔼龄突然改变了对史迪威的态度，多次主动找史迪威密谈，表示支持他的军事改革方案。她们围绕的一个话题是搞掉何应钦，让宋美龄担任军政部长。同时也谈到了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夫妻关系。史迪威曾在9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
至于宋氏姐妹为什么会突然对史迪威采取这样的态度，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许多人尝试着从某些方面找出背后的真实的动机和原因，但都无法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认为，“蒋夫人和孔夫人以女性的方式介入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愈发深重的苦难”。“她们站在史迪威一边的介入，也许是由于对涉足重大政治问题的渴望；也许是由于仍不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许是出于对同盟国合作事业的最真诚奉献。不论他们动机如何，他们对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取得了成功”。
10月16日当天，蒙巴顿从印度赶到重庆。索默维尔立即向他通报了情况，史迪威和他们一起进行了长谈。蒙巴顿虽然对史迪威的刚烈性格和暴躁脾气也有些忧虑，但他刚到一个新的战区任职，正需要有熟悉情况的副手协助，因此，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十分惊讶和气愤。他同意先由索默维尔去劝说蒋介石改变主意，并要他传话给蒋介石，如果一个指挥了中队近两年的军官在作战的前夜被调走，这将使他无法使用这些军队。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和宋蔼龄给史迪威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她们劝史迪威去见蒋介石，当面向他做些解释。史迪威已准备平静地接受事实，他对她们说：“我不想呆在一个不欢迎我的地方。”宋美龄很诚恳地劝史迪威“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也接过电话，说：“如果能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会比以前更为稳固。……你会成为一颗不断升起的星。”史迪威记下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和反应：“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我最终点了头。”
宋氏姐妹马上陪史迪威一起去见了蒋介石。刚烈倔强的史迪威压住心中的愤懑，按照宋氏姐妹导演好的话对蒋介石说，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如果我有什么错误，那只是由于误会而并非有意，我将尽全力给予合作。“‘花生米’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蔼。他说了两点：第一，我应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第二，我应避免任何优越感。……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继续工作。”
一场风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已久经波折的史迪威对此亦处之泰然，“在整个乱子的过程中，我觉得十分轻松，没有遗憾，也没有自责。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而蒋介石却在气势汹汹地摊牌之后，不到48小时，便无奈地草草收场，尽管史迪威给他铺了台阶，但仍不能不使他显得十分尴尬。不久，导演了这幕闹剧的宋子文神秘地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半年多的时间。
10月18日至20日，史迪威、蒙巴顿、索默维尔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在黄山召开会议，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问题。会议出现了新的气氛，“快乐的家庭式会议”。中美英三方共同商定，反攻将在1944年1月15日开始，整个战役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中国驻印军在作战前期亦由英方指挥。蒙巴顿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惊喜和兴奋，史迪威却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我面对的全都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攻汗、欺诈和阻碍。只有当真正的战斗开始以后，我才能愉快起来。”
一场风波过后，出现了新的局面。尽管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和形势变化的波谲云诡保持着警惕，但仍不能不为取得的一个个进展感到高兴。
11月6日，史迪威应召拜会蒋介石。那天蒋介石的态度十分热情，会谈一开始便满足了史迪威期望已久的一项紧迫要求，答应向云南整训部队调派5万人的补充兵员。史迪威觉得：“这条响·尾蛇真是和善极了。”蒋介石一再询问了史迪威的想法和要求，当史迪威表示再没有其他问题之后，蒋介石端出了他的真实目的：“那么好吧！现在我正式请你为中国方面准备一份在开罗会议上的报告。”
原来，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商定于11月下旬在开罗召开一次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将应邀出席。这是他第一次出席正式的国际会议，自然十分重视。他想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他的国际地位，并争取到更多的物资援助。而借史迪威之口说出他想说的话，或许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史迪威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要求，很快就起草出了一份包括作战设想和具体要求两部分的文件。关于作战设想，他提出了要分三批装备和训练90个陆军师。第一批30个师将于1944年1月投入反攻缅甸的作战；第二批30个师计划于1944年8月向广东方面发起进攻；第三批30个师将在1945年1月开赴前线。关于对军事援助的具体要求主要有，同盟国应在1944年雨季之前以陆海空军力量全力以赴地打通中印地面交通线；美国提供90个师的装备器材；每月向中国空运1万吨物资；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支独立的空军，待占领广州、香港地区后，美国应向华南派出10个陆军师和3个装甲师，组成由美国人指挥的中美联合部队，尔后会攻华中和华北。
11月13日，史迪威把这份计划交给蒋介石，“‘花生米’接受了，或用他的话说，在打通太平洋的联系之后，将任命一名美国司令统领在华的中美军队。”毫无疑问，这个指挥职务是史迪威为他自己设计的，所以他在整个文件中对这一条最为重视；而当蒋介石接受这一条时，他自然感到十分兴奋。不过，也正是这一设想，成了日后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激化的重要起源。
11月22日，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等人一道出席了开罗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美英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问题，而反攻缅甸。则成为三方代表激烈争论的焦点。会上，蒙巴顿以缅甸战役总指挥的身份，提出了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部起草的作战计划。该计划除规定了从利多、英帕尔和云南三个方面进行地面作战外，还提出了集中海空军力量和两栖部队占领安达曼群岛，控制孟加拉湾的“海盗”行动。但是，丘吉尔和英国皇家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反对立即向亚洲调派大批海军舰船，要求推迟或取消“海盗”行动。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反攻缅甸之胜利关键全在海陆军能否同时配合以为断，仅仅陆军集中，如海军未集中，仍无胜利把握。”23日，史迪威正准备将事先经蒋介石同意的计划提交会议，突然接到蒋介石的通知：“不要提出计划。”25日，蒋介石对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表示，他不能接受推迟或取消“海盗”行动的蒙巴顿方案。
“天那！他又缩回去了。”26日上午，史迪威和蒙巴顿、阿诺德、索默维尔、斯特拉特迈耶、惠勒、陈纳德等一大群美英将领赶到蒋介石的住处，像集群轰炸似的对蒋介石进行了劝说。下午，罗斯福也会见了蒋介石，向他保证将说服丘吉尔同意发动海上作战。经过这一连串的劝说和许诺，蒋介石终于在会议结束时，表示接受蒙巴顿方案，同意参加1944年春对缅甸北部的反攻。
11月2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关于欧洲战场问题的首脑会谈。蒋介石夫妇起程回国。史迪威被留在开罗，等候德黑兰会议的结果。
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期间，形成了两项对亚洲战场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由于斯大林的强烈要求，英国同意于1944年春发起“霸王”战役，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这一承诺，使丘吉尔更加坚定了取消孟加拉湾“海盗”行动的决心。第二，应罗斯福的要求，斯大林明确重申，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之后，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这在英美决策者看来，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远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了。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英美两国参谋长，于12月2日重返开罗，再次就“海盗”行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变得极为强硬和顽固，坚持取消“海盗”行动。罗斯福事后对史迪威说：“我像头骡子似的坚持了4天，但是，毫无用处。开会也没用。英国人就是不愿投入行动，我无法使他们同意我的看法。”12月5日，罗斯福无可奈何地对英国人作出让步，同意取消“海盗”行动。
这一次，罗斯福多少体谅到了史迪威的难处。他不得不承认，由于取消了曾经对蒋介石作出的承诺，让史迪威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留在开罗苦苦地等待了10天，但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肯定会影响他在蒋介石面前的地位。12月6日，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向他解释了目前的情况，并询问蒋介石是否能在没有海军配合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缅北作战；或是将这一战役推迟到1944年秋季以后。同一天，罗斯福还和霍普金斯一起约见了史迪威。
“哎，我说乔，你对这个坏消息有什么想法？”罗斯福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开始了他们的谈话。他坦率地承认：“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史迪威不想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他急切地想知道“这对我们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影响”。罗斯福又像往常一样，海阔天空地谈起了“提高中国的地位”和“美中友谊”等问题。不过他也明显地产生了疑问，这就是在同盟国的支持和帮助大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蒋介石政权还能否在对日战争中坚持下去。史迪威认为，如果日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可能就难以支撑。罗斯福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好吧，那我们就该寻找另外一些人物或集团，以便继续把战争坚持下去。”史迪威告诉他：“这些人也许正在找我们。”罗斯福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接着说：“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他们确实喜欢我们。”尽管罗斯福到此为止，马上又把话题转到了不着边际的一些事情，但关于“寻找另外的力量”的提法，仍给史迪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史迪威对“另外的力量”了如指掌，其中也包括已发展到近50万人的八路军。
12月12日，史迪威回到重庆。他发现，蒋介石故伎重演，又一次以“中国战区危机”为由，提出了新的三项要求：第一，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第二，为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增拨至少是现有数量两倍的作战飞机；第三，驼峰的空运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这一次即使是罗斯福想退让，也无法满足蒋介石如此巨额的要求了。
12月15日和16日，史迪威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缅甸战役问题。结果是史迪威已经预料到的，“今天我们获胜的机会甚至比1942年还要小”，“条件不成熟”，“我们要等待时机”等等。总之，“这小畜牲根本不想打”，愤怒的史迪威又一次在日记中写下了骂人的话。
宋氏姐妹也出面帮助史迪威做工作。宋美龄曾沮丧地告诉史迪威：“我苦苦哀求了他，什么办法都用了，就差杀了他。”
反攻北缅，打通中印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英国人不愿更多地出力，但中队显然有责任为自己打开一条获取援助的地面通道。12月19日，蒋介石终于做出了有限的让步，同意由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利多方向投入战斗。但他同时表示，如果英国海军不采取行动，他决不让云甫的远征军参加缅甸作战。蒋介石还同意授予史迪威指挥和使用中国驻印军的“全权”，不受干预，可以解除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但是，“不要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牺牲这支部队”。根据来美龄的要求，蒋介石把对史迪威的授权写成了正式文书，并盖上了委员长的红色印章。
蒋介石的让步和授权，使史迪威燃起了胜利的希望，一个军人的热血在周身沸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杀向密支那，包围孟拱，甚至在远征军坚守的情况下打进云南。这也许只是一个愿望，但它毕竟是可能的。”第二天，史迪威便急不可待地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正是：动辄得咎难放手，时乖命赛多悲愁；卧薪尝胆谋大计，峰回路转披甲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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