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府赴会“三叉戟”，众将难有回天力；
老兵辅佐蒙巴顿，聚首开罗前功弃。
话说史迪威奉召离开重庆，于1943年4月28日回到华盛顿。陆军部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已经把史迪威的夫人威妮从西海岸卡梅尔的家中接到首都，以迎接远方归来的战将。
史迪威一贯属守清教徒式的传统道德观，对家庭保持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他从不放纵自己，甚至拒绝接受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遣女军人。正因为如此，他对陈纳德开办妓院感到非常愤慨，把这看成是极为堕落和无耻的行为。
在中国期间，他和夫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时常在信中倾吐对威妮和孩子们的思念和爱恋。1942年底，他的大儿子约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鲁克上校也调到中国战区任职，这多少排解了一些他远离家人的孤独。
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史迪威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向他通报了此次回国的任务和目前面临的问题。他告诉史迪威，5月中旬将在华盛顿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研究同盟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中缅印战区的任务，会议的代号为“三叉戟”。目前中国方面已通过宋子文提出了蒋介石的要求，即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并要求将5月至7月运到中国的租借物资全部提供给陈纳德，而根本不提整编军队和包括反攻缅甸在内的地面作战问题。陆军部认为，这一计划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不尽快改善中国地面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日军将会很轻松地摧毁中国机场，并可能进攻昆明、桂林和重庆，以及阿萨姆的空运基地。这样，不仅空战计划会落空，而且中国战区也将面临更加危险的形势。但是，蒋介石却向罗斯福保证：“现有的中队能够阻止日军对地面机场发动的进攻。”马歇尔要求史迪威在第二天会见罗斯福总统时，详细说明中国战区的情况和他的观点。
4月30日，史迪威会见了罗斯福，向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国战区的首要问题应当是整训和装备陆军部队，并通过反攻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这样才能向中国运送充足的物资，挫败日军的地面进攻，从而保证空战的实施。但是，罗斯福已经决心要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空战第一”理论，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任何意见和解释，反而认为史迪威妨碍和拖延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史汀生家赴晚宴。史汀生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并很同情他的艰难处境。他马上打电话对罗斯福说：“我很钦佩史迪威，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后来，他又写信给罗斯福，表示了对史迪威的信任和支持。他在信中写道：“我非常了解史迪威，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我相信，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的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围绕着中国战区“空战第一”还是“陆军优先”的问题，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不过，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罗斯福的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支持陈纳德，而陆军的马歇尔、空军的阿诺德和海军的欧内斯特·金都支持史迪威。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拒绝了多数人的意见，坚持把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放在第一位。
5月2日，罗斯福对马歇尔明确表示，他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再延误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认为：“蒋介石的处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彻底垮台的可能。”因此，“必须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而“空战计划”对提高中国的士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虽然同意向云南的中队提供“必要的物资”，并表示由他来就这个问题与蒋介石交涉，但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安纳吉姆”计划，缩小反攻缅甸的规模，把战役限制在缅甸北部，放弃进攻南部和夺取仰光的目标。而且，即使是这个缩小了规模的反攻战役，也必须放在陈纳德的空战之后。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认为，由于宋美龄在美国住了半年，并且两次住进白宫，“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因此，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品质、企图、权威和能力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史迪威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亨利·史汀生和乔治·马歇尔是通情达理的。陆军部也不错。甚至空军对陈纳德也有些厌烦。但是，当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不赞成你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5月12日，有美英两国首脑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开幕。史迪威在卡梅尔的家里度过短短5天假期之后，也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欧洲战场问题，但亚洲战场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份建议，主张把中国作为打击日本的主要基地，要求加强对华援助和对日空战，并对缅甸北部发动一次有限度的地面攻势。英国人对中国战场毫无兴趣，他们宁愿支持罗斯福的空战计划，也不愿参加一场规模已大大缩小的缅甸战役。不过，在马歇尔、欧内斯特·金和史迪威的积极争辩下，他们还是不得不作出了让步。
5月20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缅印战区的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扩大对华空运，同时加强对日军的空中作战；反攻缅甸的作战被限制在曼德勒以北地区，目标是打通中印公路。会议同意从7月起把对华空运提高到7000吨，9月以后达到每月1万吨。但是，罗斯福又特别命令，自7月1日起每月的7000吨物资中，必须向陈纳德提供4700吨，还要给中国空军300吨，另外的2000吨，“用于所有其他目的，包括地面部队”。这2000吨物资除了向中队提供1500吨之外，史迪威每月只有500吨可以装备云南的远征军部队。“他们实际上使我根本无法整训远征军，可是又命令我用这支部队发动一场进攻。”史迪威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愤不平。
会议期间，丘吉尔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约见了史迪威。英国首相似乎很诚恳地询问了他对驻印英军的看法。史迪威坦率地指出，韦威尔陷入了失败主义情绪，印度战区处于一种懒散的状态，缺乏活力。令史迪威感到惊奇的是，丘吉尔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丘吉尔已经在考虑撤换驻印英军统帅，不久韦威尔就改任印度总督，而由奥金莱克将军出任英印军总司令。史迪威还谈到了他对“三叉戟”会议关于缅甸问题决定的不同意见，给丘吉尔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后来曾多次表示，他“十分尊敬和欣赏史迪威将军”。
“三叉戟”会议结束之后，史迪威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开罗返回重庆。此次美国之行，他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缅甸战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被划给了空军，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几乎全部被拒绝和驳回。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熄灭。他相信，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绝不会像他吹嘘的那样灵验，事实终将证明那些把陈纳德当成救世主的人是多么愚蠢！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完成对中队的整训，这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必将所向无敌，他们不仅能夺回缅甸，而且能向华南、华东、华北和印度支那反攻，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6月16日，史迪威回到重庆，第二天便会见了蒋介石，向他汇报了“三叉戟”，会议的情况和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决定。他希望能尽快得到蒋介石的答复。但是，结果仍和过去一样，事情被搁置起来，迟迟没有回音。现在有美国答应的每月1万吨物资，有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飞机去打击日本人，蒋介石干吗还要冒着风险去进行地面作战呢？尽管罗斯福总统把蒋介石捧得很高，给史迪威施加了很大压力，但事实却使他无法改变对蒋介石的看法。“回来后看到，蒋介石依然如故——一条贪婪、顽固、丑恶的小响尾蛇”。
中国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史迪威整训云南部队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同时也更坚定了他推动蒋介石实行军事改革的决心。5月，驻武汉、沙市一带的日本第11军向湖北宜昌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中队遭受了严重损失。日军沿长江迅速西进，大有威逼四川之势。蒋介石急忙把刚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不久的陈诚调回第6战区，并从云南部队调走了两个军和7万多新招募的补充人员。6月，日军已劫走宜昌地区的2万余吨船舶，达到了作战目的，遂主动撤回武汉、沙市地区。事实又一次证明，中队难以抵挡日军的地面进攻，如果不尽快地整训部队，更新装备，中国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危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偏爱和对蒋介石的退让，严重削弱了史迪威的影响力，使他难以就中队的改革和整训问题同蒋介石交涉。他深深地感到：“接连地退让已经使蒋介石确信，只要他坚持，并且大喊大叫，我们又会让步。情况就是这样。”
蒋介石确实看透了这一点，他试图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达到削弱并迫使美国召回史迪威的目的。抬高陈纳德，冷落史迪威，成了他实现这一企图的重要手段，7月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派空军参谋长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以协调第10、第14航空队和空运司令部的工作。蒋介石回电，要求由陈纳德担任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和史迪威平起平坐，并完全独立。最初，罗斯福准备欣然接受蒋介石的要求，但又一次遭到马歇尔的强烈反对。马歇尔指出，陈纳德“也许是个战术天才”，但他对后勤事务一窍不通，而且“多年来一直领取中国政府发给的薪金·与委员长的关系过于密切，很难代表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只是部分采纳了马歇尔的意见，他在任命斯特拉特迈耶为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的同时，同意由陈纳德出任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虽然没能取得与史迪威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却得到了直接与蒋介石打交道而不必通过史迪威的权利。
陆军部早就担心，总统对陈纳德的过分偏爱会损害史迪威驻华美国代表的地位。他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政府完全信任史迪威，并全力支持他，他是我们在有关中国重要问题上的主要决策人。”3月16日，经马歇尔批准，决定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但是，罗斯福却想让蒋介石成为接受这种勋章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认为首先向史迪威授勋会降低蒋介石对得到这枚勋章的感激程度。因此，向史迪威授勋的事被延误下来了。
7月7日，在中国抗战6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方面安排了史迪威代表美国向蒋介石授勋的仪式。会场上，史迪威和蒋介石都同样板着面孔，毫无表情。荣誉军团勋章是由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设立的，后曾废除，1942年重新恢复。总司令级荣誉军团勋章，专门授予国家元首和高级指挥官，是美国可以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反对向蒋介石授勋，他认为蒋介石根本没资格得到这枚勋章；而蒋介石也对从史迪威手上接受这枚勋章感到郁郁不快。史迪威冷冰冰地用汉语宣读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辉煌成就”的赞扬，然后站过去把勋章别在蒋介石的胸前，“当我提起他的上衣把勋章别上去的时候，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怕我杀了他似的”。
史迪威的反感不仅仅是个人感情问题，他认为这会使美国陷入“不得不支持这么一个腐朽政权”的危险境地。“我们的政策错了。我们东方政策的概念错了”。他并不反对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且十分重视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他对中国人民和中队抱有很高的希望；但是，他反对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主张在对华援助上提出附加条件，以保证美国的援助物资真正用于积极的对日作战。
7月上旬，中国开展了一场宣传攻势，揭露了国民党正在调动胡宗南的部队准备进攻延安。因为蒋介石提出的要取消陕甘宁边区、交出军队的要求被拒绝了。这正是史迪威所担心的，同时他也怀疑蒋介石企图以此来拒绝参加缅甸作战。史迪威马上向马歇尔请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将采取何种政策，他认为，美军人员不应当卷入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还严厉地警告，陈纳德，绝不能参加袭击延安。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或许真是由于美国的勋章鼓舞了蒋介石的勇气。7月12日，蒋介石约见史迪威，交给他一份书面文件，正式作出了按照“三叉戟”会议确定的方案参加反攻缅甸的承诺。这一方案代号为“索茜”，计划以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从利多、云南和英帕尔三个方向会攻缅北，同时盟军出动海空军控制孟加拉湾的制海和制空权。
经过近一个月的拖延、等待，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正式承诺，史迪威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神明的上帝，我差点就要山穷水尽了。”两天以后，他便离开重庆赶赴印度，以检查阿萨姆的空运情况、中印公路的工程进度和驻印军的作战准备。
阿萨姆的空运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英国动员了大批印度民工帮助美军工程部队新建了4座机场，另外7座机场也将很快完工。比较落后的c－43型运输机，大部分换成了新式的c－46型运输机。7月份的对华空运量，从一个月前的3000吨增加到5500吨。9月份又上升到8000吨。11月雨季过后，新建的机场全部投入使用，空运量奇迹般地达到1．3万吨。
中印公路已在年初开工，准备从印度利多经缅北修到中国云南。美军调来36000多人的工程部队和一批筑路机械，印度动员了约10万民工参加这项工程。这条公路不仅关系到将来的对华运输，而且反攻缅北的部队也要用它来保障后勤供应。但是，自5月进入雨季以后，筑路十分艰难，再加上许多工程机械被调去修建机场，因此，进度十分缓慢。史迪威撤换了领导不力的阿鲁史密斯上校，任命军事工程专家皮克上校负责筑路工作，以求加快工程进度。
中国驻印军自罗卓英调回国内以后，未再任命副总指挥。1943年春，郑洞国赴印出任新编第1军军长，负责统辖新22师和新38师，但他的责任主要是管理军纪方面的事务，在训练和指挥方面并无实权。史迪威对郑洞国不感兴趣，在他的笔下这位军长只是个“蠢东西”。
9月1日，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为反攻日期的日益迫近感到兴奋，同时也为作战准备感到担忧。第二天，何应钦交给他一份准备在桂林整训第二批30个师的名单，这又激起了史迪威的希望和热情。9月份他一连向蒋介石递交了4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战区整训和作战的具体设想。在9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建议国民党和的军队，向华北日军的侧翼发动一次联合进攻，并要求向包括军队在内的西北部队“给予充分的供应”。
然而，正在史迪威满怀热情地为中国战场出谋献策的时候，一场新的阴谋和风波正在向他袭来。
8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率领各自的三军参谋长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再次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英国人像在“三叉戟”会议时一样，仍然起劲地反对发起缅甸战役。只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坚持，英国人才勉强同意维持“三叉戟”会议决定的方案，但对出动海军力量控制孟加拉湾和缅甸沿海仍坚持保留态度。
会上，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并分散美国人对中国战区的注意力，要求成立一个以英国人为统帅的东南亚战区。美国方面表示赞同，因为这似乎有助于拉住英国人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承担一些责任。会议决定，以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这样的安排使史迪威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他要同时对三套指挥系统负责。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要对蒋介石负责；作为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他要对蒙巴顿负责；作为美国驻华代表，他还要对本国政府负责。史迪威认为，这简直像是“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中国式的九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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