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对这些“军纪”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他的耳朵里塞满了从其他渠道听来的一些情况。
1942年11月，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并治疗她顽固的皮肤病。翌年初，罗斯福夫人邀请她住进了白宫。宋美龄利用这一机会，不遗余力地向罗斯福及其身边的要员们散布“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让陈纳德独立组织一支空军部队等“三项要求”，并称赞陈纳德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官，是他可以放心地与之合作的人。
3月，罗斯福的一个远房侄子艾尔索普通过霍普金斯一连给”他写了4封信。艾尔索普曾在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担任新闻发布官，不久前他通过霍普金斯的关系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的代表。他在给罗斯福的一连串信件中，猛烈地抨击史迪威，说他轻视蒋介石和坚持军事改革的做法，只会招来中国人的敌意。他认为，国民党面临着国内人的“颠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华盛顿应当允许蒋介石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帮助他们设法“解散中国”。他提出：美国应当给陈纳德以全力支持，并召回史迪威。
罗斯福虽然重视中国战场在战时的作用，但更为重视在战后的中美关系，他要把中国作为战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必须紧紧地拉住中国，拉住蒋介石。史迪威的一套办法，虽能推动中国在对日作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确有触怒蒋介石、损害中美合作的危险；而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既能打击日本，又能满足蒋介石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轻松的“两全之策”。
3月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让陈纳德的驻华空军脱离第10航空队，组成独立的第14航空队，并保证尽快向陈纳德提供500架作战飞机，至于空运物资也答应提高到每月1万吨。
同一天，罗斯福还写信给马歇尔，对他转交的史迪威的来信提出了严厉指责，并阐述了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他在信中说道：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迪威在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采取
了完全错误的方式。
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既是行
政首脑，又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气同这样的人
说话，或是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去逼迫他作出许诺。
在对缅甸战役寄予希望的同时，我仍然相信，我们在
1943年的重点应当放在陈纳德的空中作战上，发挥他的战略
作用。我希望看到这个问题得以加强。
更重要的是，必须在中国确立一项空中政策、保证陈纳
德在经过史迪威批准的情况下，对空军作战和战术有绝对的
自主权。
我们相信史迪威和委员长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同时我
希望不要妨碍陈纳德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人讨论空中作
战问题。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希望你告诉史迪威和陈
纳德，他们作为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应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
一点。他们应当成为我们在中国的最好的外交使节，这与他
们承担的军事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我希望通过你让陈纳德有机会去做他认为能做到
的事情。
罗斯福的信表现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错误分析和对陈纳德空战计划的过高估价，这与史迪威通过实际观察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罗斯福的这些观点，给史迪威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马歇尔没有改变支持史迪威的立场，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总统的某些具体指示，把信中的部分内容转告了史迪威；随即又马上复信罗斯福，再次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为史迪威作了积极的辩解。
关于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马歇尔避开了罗斯福大加赞赏的蒋介石，他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何应钦等人。他认为，何应钦之流采取的政策是“等待和观望”，其目的是要让同盟国去作战，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不进行军事改革，就无法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
马歇尔明确指出了陈纳德空战计划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是供应问题，单靠驼峰空运无法满足实行大规模空战的需要，只有收复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才能使这个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第二是如何保护空军的地面机场。如果不提高中国地面部队的战斗力，日军就可以轻松地摧毁这些机场。他举出了浙江的例子，那些准备用来停放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的机场，已经被日军摧毁，至今尚未收复。
在对史迪威的评价问题上，马歇尔指出：“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在许多问题上同委员长进行了非常直率的交谈，这是为了取得他的支持，以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援助在对日作战中发挥效用。为此，有时会引起委员长的不快，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没有一个美官能像史迪威那样，既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语言，又具有一个军人和指挥官的能力。他是强硬了些，但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缅甸战役取得成功，克服英国人对我们所有计划的消极抵制，并为整编中队取得一些进展。”
在给罗斯福的复信中，马歇尔又转去了史迪威的另一封来信。他丝毫没有向总统的压力屈服，继续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重庆在美国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宣传，给我的工作造成了日益增多的困难。在美国的舆论中，已经形成了完全虚假的印象。……一再的让步已经使得委员长确信，只要他坚持，我们又会妥协。”“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和装备云南的部队，我们还能挽救形势，但是，我还要呼吁给我以支持，做好在必要时摊牌的准备。”
马歇尔和史迪威的信言之凿凿，但这都无法改变罗斯福的态度。他已经陷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虚假表象的蒙蔽之中，沉醉于对战后中美合作的美妙幻想。
3月10日，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根据罗斯福的命令被提升为少将，并出任该航空队司令。尽管史迪威把每月空运到中国的4000吨物资，拨出1500吨归第14航空队使用，但陈纳德仍不以此为满足，频频制造麻烦。史迪威无法再作出让步，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必须用于装备云南的远征军部队，他不能用剜肉补疮的办法，为了支援陈纳德而妨碍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蒋介石从罗斯福的允诺中看到了陈纳德的分量，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总统对陈纳德的器重和对空战的偏爱，来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4月10日，第14航空队成立一个月后，蒋介石又一次致电罗斯福，要求派陈纳德去华盛顿，越过史迪威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的空战计划。
罗斯福对这个要求很感兴趣。上一年12月，他的远房侄子艾尔索普离开华盛顿去重庆时，他就表示了想见见陈纳德的愿望。但是，马歇尔警告说，让一个盟国插手美国的指挥体系，将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写道：“召回陈纳德，而把史迪威甩在一边，将会导致中国战区指挥权的明显分裂，甚至会造成史迪威将被解职，陈纳德将掌握地面和空中指挥权的不良影响。这可能正是委员长建议的目的，而我始终认为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建议，应当让史迪威、陈纳德和第10航空队司令比斯尔一同回国，参加拟于5月举行的联合军事会议。
罗斯福勉强地同意了马歇尔的建议，但从名单上划去了比斯尔。4月23日，史迪威和陈纳德一同离开重庆，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出使中国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国的旅程。这正是：滇西整训初建功，加尔各答结新盟；总统偏爱空战计，幸赖马帅苦支撑。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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