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凶诈大奔袭，中英交恶错战机；
强将难驭远征军，英雄无奈扼腕惜。
话说史迪威乘飞机离开美国之后，先是南跨加勒比海，飞往巴西的纳塔尔，从那里向东飞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的利比里亚；尔后再绕道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北上，于2月21日晚飞抵埃及首都开罗。
第二天，飞机在开罗加油、保养，史迪威则利用这个机会，去美国驻埃及的军事代表团了解非洲的战场形势。此时，英军在埃及的战况正急转直下，处于不利的态势。在上一年11月，英军从埃及向利比亚境内的德、意军队发动攻势，但很快就被挫败。1个月前，隆美尔率领德意联军开始反攻，英军节节溃退，损失惨重。
听到这个情况，史迪威不由得眉头一皱，心里一阵悸动。几天前，他刚刚接到消息，新加坡的英国守军8万余人于2月15日缴枪投降，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入侵缅甸的日军，也于2月9日突破萨尔温江，正在向锡唐河一线推进。一旦日军占领缅甸，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如果日军攻下印度，德军占领埃及，那不就要出现轴心国东西对攻、打通欧亚的钳形攻势了吗？史迪威既感到焦虑，又感到困惑，“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世界正在崩溃吗？”
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赴华使命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在同盟国的战略全局当中，推动中英合作，确保缅甸无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只有守住缅甸，才能保证美国的租借物资大量运往中国，使中国战场更有效地牵制住日军，减轻太平洋上的压力；只有守住缅甸，才能阻止日军西攻印度，避免同盟国被德日军队拦腰斩断。但是，在日军攻势极为凶猛，同盟国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要守住缅甸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飞机从开罗起飞以后继续东行，经巴格达、沙迦、卡拉奇等城市，于2月25日中午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位于印度原都城德里的西南，是英国人在1920年开始修建的一座新兴城市。这座城市建筑宏伟，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市容整洁，显露出借人的现代气息，但是，在其背后却隐含着浓郁的殖民主义色彩。当时，印度人的反英情绪正在高涨，尼赫鲁领导的国民大会党发起了对英国的“不合作运动”，甚至有不少人主张亲日反英。
就在史迪威到达新德里之前，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对印度进行了十几天的访问。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劝说英国人改变对印度的政策。允许印度在战后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地；另一方面，则是游说尼赫鲁、甘地等人，劝他们暂时放弃争取完全独立的激进主张，与英国人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这两方面都不肯作出妥协，蒋介石无功而返。尤其是英国人的顽固态度，更增添了他对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强烈不满。
史迪威到达新德里的当天下午，出席了英印军总司令部召开的会议。总司令部大楼气势庆宏，足可以装得下整个美国陆军部；会议室里坐满了佩戴着中将、少将、准将军衔的英官，足可以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在前线，英军却只有三个旅的兵力。这样一个事实，也在淋漓尽致地展示和嘲弄着大英帝国外强中干、江河日下的颓势。
史迪威问起了缅甸的战局，除一位军需主任介绍了一下后勤供应情况外，其他人对缅甸战况几乎一无所知。当时，英印军总司令韦威尔上将已出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正在爪哇指挥作战。英国人既没有缅甸防御的全面计划，也没有与中队协同作战的方案，甚至连日军在缅甸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都不清楚。据英国人说，由于新加坡失陷，荷属东印度大势已去，盟军在爪哇的联合指挥部已经解散，韦威尔马上就要撤回印度。第二天，史迪威离开新德里，飞往加尔各答，准备在那里等候韦威尔。
2月28日，韦威尔来到加尔各答。这位英军在远东的最高统帅神情沮丧，疲惫不堪，本来十分魁梧的身材显得略微有些佝偻。半个月前，他从新加坡撤退时，慌乱之中从码头上跌了下去，摔伤了腰。他向史迪威讲述了日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强大攻势，从香港的陷落、马来亚的溃退、新加坡失守，一直到爪哇的惨败。缅甸的形势也十分危急。2月23日，日军击溃了锡唐河防线，正在向仰光的侧后退进，仰光已陷入一片混乱。韦威尔目光低垂，仿佛有些羞愧地说：“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灾难。日军的凶猛进攻、狡猾的战术和空中优势，使英军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和自卑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缅甸能否避免重蹈东南亚失败的覆辙，他似乎是毫无把握。
驻守缅甸的英军，有英缅军第互师，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和装甲第7旅等部，共约4万余人。除英缅军以外，其他部队都是新近从中东地区调来的。2月20日，丘吉尔亲自出面，希望再调两个澳大利亚师来保卫缅甸，但被澳方拒绝，现在只有求助于中国了。韦威尔准备马上赶往缅北重镇腊戍，会见蒋介石，请他把已经应允的两个军，立即派往缅甸布防。
和韦威尔同机到达加尔各答的，还有美国空军少将刘易斯·布里尔顿。他在韦威尔麾下参加了爪哇作战，这次来印度是准备出任美国第10航空队司令。这支航空队将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为盟军的缅甸作战提供空中支援。布里尔顿本来踌躇满志地想成为这个地区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对史迪威的到来深感不快。他趾高气扬，拿着一根马鞭晃来晃去，显出一种自命不凡的狂妄。史迪威私下里对副官多恩说：“空军军官为什么要拿一根马鞭？难道是为了赶鸟吗？”
3月3日，史迪威等韦威尔与蒋介石会谈结束后，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前往腊戍。腊戍是滇缅路上的重要枢纽。向南，它通过缅甸中央铁路，直达仰光出海口；向北，它经过婉蜒的滇缅公路，通往中国云南昆明。这里是中队入缅作战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是在3月1日来到腊戍的，这是他在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入缅，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对缅甸防御的重视。蒋介石此次来腊戍，一是为了向正在入缅的第5军和第6军布置任务，二是为了与英美接洽和商讨作战指挥与协同问题。
中国方面早在1941年春就在昆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由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任团长，负责筹划与英军协防缅甸的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滇参谋团派出由侯腾少将率领的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团，与英方具体联络中队入缅作战问题，同时即开始动员和调动部队，准备入缅参战。但是，韦威尔等人却以中队入缅会引起华侨和当地居民骚乱为由，要中国方面“暂勿入缅”。直到缅甸战局出现危机，英军已调不来其他援兵之时，才匆忙要求中队入缅助战。
英国人的猜忌和迟疑，不仅延误了中队入缅布防，以致失去了先机行动之利，而且造成了中国方面对英国人的严重不信任。特别是英国方面要求将入缅作战的中队交给英军指挥，蒋介石对此不能不慎而又慎、考虑再三，他没有立即接受英国人的要求。
但是，为了保住中国西南的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蒋介石终于在2月25日决定派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入缅作战。第5军负责东吁至曼德勒一线的防御，第6军在泰缅边境北段布防，第66军在云南保山一带集结待命。3月2日，蒋介石与韦威尔商定，以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为界，中英两队分别负责东西两线的作战。3月3日，蒋介石在腊戍召集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6军军长甘丽初和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等人训话，大体规定了中队在缅甸作战的任务，并要杜聿明统一指挥先期入缅的第5军和第6军。
史迪威来到腊戍时，蒋介石的训话还没有结束。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与史迪威亲热地见了面。蒋介石穿了一身整洁的军服，和史迪威原来见过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尖尖的头顶，光光的下巴，恰像史迪威给他起的绰号“花生米”。他对史迪威的欢迎，应当说是热情的，真诚的。他希望这位深受马歇尔、史汀生赏识，由罗斯福亲自推荐的美国参谋长，能给中国战区带来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还盘算着借用这位美国将军与英国人争夺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他厌恶英国人，但要是直接与英国人较劲，还是有些胆怯。
与蒋介石进行礼节性会面之后，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蒋介石也随即赶回重庆。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会蒋介石。他向蒋介石申明了美国方面赋予他的来华使命和职权，并谈了他对缅甸作战的初步想法。他最关心的指挥权问题，得到了蒋介石比较明确的回答。蒋介石允诺，将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史迪威感到：“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用每天早晨在惶恐不安中醒来，发愁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了。那种日子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同时，史迪威发现，蒋介石所关心的主要还是美国人将向中国提供哪些支持和援助。史迪威知道，这些与他所希望得到的指挥权有重要关系。他向蒋介石保证说，美国的租借物资将会不断地运到中国。即使缅甸的通道受阻，美国设在印度的转运站，也会向中国空运物资。以印度为基地的美军第10航空队，也将在他的指挥下，接受蒋介石的统辖。
蒋介石对与史迪威的第一次谈话，显然十分满意。两天以后，他正式任命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并负责指挥中国的人缅部队。但是，就在同一天，仰光失守，日本人切断了滇缅路的出海口。而且英国人在放弃仰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知中国的联络官。蒋介石又一次被英国人激怒了，这大大损害了他对入缅作战的情绪。
3月9日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他们的黄山别墅举行宴会，招待已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黄山位于重庆以南十几公里处，蒋介石的住所建在向阳的山坡上，绿树掩映之中，显得十分幽雅。从这里可以眺望参差错落的重庆山城和在城中交汇的长江和嘉陵江。宴会之后，蒋介石夫妇把史迪威留下来，又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蒋介石上次谈话中表露出的作战热情明显减弱了，虽然他仍谈到了向日军发动攻势，争取夺回仰光，但强调的重点却集中在“谨慎”二字上。他认为，英国人很可能会逃跑，如果把大批中队贸然投入第一线，可能会招致重大损失。史迪威建议，趁日军立足未稳，迅速集中兵力发起反攻。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主张采取“纵深防御”战术，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如果日军没有新的增援，西线英军能守住阵脚，那时再发动攻势。
促使蒋介石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当然有他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的传统战术，但同时也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怀疑和不满。他怒气冲冲地对史迪威说：“那些狗娘养的英国人，他们撤出了仰光，却没有通知我们的联络官。我决不会服从他们的命令。我要给罗斯福总统发电报，让他转告丘吉尔，必须由你来担任缅甸盟军的指挥官，否则我就要把入缅部队全部撤回来。”
史迪威心情十分矛盾。他不真欢英国人，但也不相信蒋介石的决心和力量。缅甸毕竟是英国人的地盘，在作战区域上属于韦威尔将军领导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缅甸作战所需要的武器、弹药运输、给养等后勤供应，都要靠英国人保障。英军装甲旅的150辆坦克，也是抵抗日军进攻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需要中国人作战，同时也需要英国人作战，他不想成为蒋介石对付英国人的筹码。史迪威十分策略地对蒋介石说：“我们在缅甸的利益比英国人要多，英国人需要的只是在印度前面筑起一道屏障，而我们则需要仰光这个港口来保证物资供应。如果我们积极作战，或许英国人也会坚持战斗，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利。”
但是，蒋介石丝毫也不为之所动。史迪威这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那么仇视英国佬，而我真是一个大傻瓜。”他觉得自己成了同盟国复杂矛盾中的“夹心面包”，“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承担的最棘手的工作”。
蒋介石果真在当天就给罗斯福发去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仰光昨午已被敌占领，今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订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统一指挥，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4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在缅英军，宜应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希即转商丘吉尔首相，酌予照办。”但是，丘吉尔坚持不肯接受，罗斯福也不愿就此问题与英国人争辩，蒋介石的这一计划终未实现。
史迪威根据蒋介石的授权，准备立即赶赴缅甸，指挥第5军和第6军作战，并与英军商谈作战协同问题。行前，蒋介石又两次约见史迪威，更具体地阐述他的作战思想。他要史迪威正确地估计中队的战斗力，防御时需以三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军师团，进攻时更需以五个中国师对一个日军师团。他反复叮嘱说，第5军和第6军是中国的精锐部队，这次入缅作战只能胜不能败。
尽管史迪威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作战思想，但他意识到，能让一个外国人来指挥中队，这对蒋介石来说已经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把蒋介石指示的要点，十分认真地一一归纳、复述了一遍，以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在他离开重庆的那天，蒋介石告诉他：“今天早上，我已命令在缅的第5军和第6军归你指挥，并命令杜聿明、甘丽初两位军长和驻滇参谋团林蔚团长绝对服从你的命令。”3月11日下午，史迪威从重庆飞往腊戍。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英两队正在调整部署。中国第5军的先头部队第200师，已于3月8日南进至东吁一线组织防御，准备迎击日军，掩护军主力展开。英军弃守仰光之后，沿伊洛瓦底江北撤，转移到东吁以西的卑谬地区占领阵地。两队在仰光以北250多公里处，形成了一条平行的防线。
但是，两队的指挥和协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蒋介石为抵制英国人要求统一指挥中队的企图，于3月12日宣布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以卫立煌上将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未到任，其职务由杜聿明代理。远征军长官部负责直接统辖入缅的中队。英国人也在采取对应的措施，他们在3月8日任命因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为英缅军总司令，以取代在他们看来对中国人过于软弱，并且缺乏威望的哈丁·赫顿中将。
3月12日，史迪威率领随行人员从腊戍驱车赶往眉苗。眉苗位于缅北交通要冲曼德勒以东，是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被称作缅甸的“夏都”。城里的街道和房屋都是按照英国式样建造的，仿佛是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当时，英国在缅甸的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史迪威也在这儿选了一座美国人的浸礼会教堂，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史迪威的指挥部人数很少，力量单薄。除了担任警卫、通信、交通和勤务工作的40多名中国官兵之外，只有14名美官和s名美国士兵。他的参谋人员虽然经过精心挑选，但工作能力仍是参差不齐。这些人都没有到过缅甸，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再加上通讯联络不畅，敌情情报不灵，要实施有效的指挥确实十分困难。当时一个英国人曾认为，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难以担负指挥10万中国远征军的重任，这个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史迪威尽其所能，建立起了自己的指挥和联络系统。他让托马斯·赫恩准将担任他的参谋长，负责拟定作战计划，起草各种战斗命令；然后交由林蔚领导的驻滇参谋团下达给远征军各部队；同时向各部队派出美军联络官，监督作战命令的执行情况。
到达眉苗的当天，史迪威礼节性地拜访了这里的英国人。英国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小山上的大楼里。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名叫“旗杆旅馆”，庞大臃肿的英政机关占满了这所旅馆的每个房间。
缅甸总督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刚刚从仰光撤到这里。当他听完史迪威的自我介绍后，感到惊诧不已。中国人竟搬来一位美国将军担任远征军的总指挥，这实在太出人意料了。他镇定地保持住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对史迪威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以缅甸最高统治者的口气保证，他将尽力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当地的大多数缅甸人，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充满了仇恨。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德钦党”人，甚至比印度的国大党走得更远。他们已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准备借助日本的力量，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国家。
英缅军司令部和史迪威在新德里看到的英印军司令部一样，一大群庸庸碌碌的高级军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忙个不停。英缅军在前线的两个师和一个旅，经过初期作战，只剩下不到2万人；而后方的司令部，却仍然保持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里有1名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多名参谋军官，他们还像在指挥着一支大兵团作战似的，照着军事教科书上规定的内容和程式，按部就班地起草着各种标准的军事文书。
英军的情报工作十分糟糕，他们没有抓到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有进行有计划的侦察。史迪威正为搞不清前线敌情而焦虑不安，突然有一名身穿美服的少校军官向他报告。这位少校军官名叫弗兰克·梅里尔，原在驻菲律宾美军中担任日语情报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调来缅甸，负责了解当地战况和英军的联络工作。他详细汇报了缅甸战役开始以来的情况，给史迪威提供了很大帮助。史迪威深深喜欢上了这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军官，相信他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大有作为。
第二天，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赶到眉苗，正式走马上任。这位出身于爱尔兰伯爵之家的原皇家近卫军军官，除了常见的英国式傲慢之外，还带着似乎高人一等的贵族优越感。史迪威与他的第一次会面，就很不愉快。当他听说史迪威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独立指挥中国远征军时，马上瞪起了眼睛，显露出不悦的神情。他说：“我接受的任务是全权指挥在缅甸的中英军队，这样的安排使我从一开始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史迪威也不示弱地回瞪了他一眼，说道：“难道我们是白吃饭的吗？我也同样可以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
史迪威认为，要促使英国人坚守缅甸，就必须让中国远征军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他马上与林蔚、杜幸明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加紧调动部队入缅，特别是要把第5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立即调往彬文那地区，准备协同已经前去的第200师，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过了一天，史迪威把中队的调动、部署和作战意图告诉了英国人，亚历山大的态度果然发生了变化。他作出一些友好的姿态，答应向中国的入缅部队提供粮食、油料、车辆、武器等物品，同意在卑谬一线与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并肩作战”。他对史迪威开玩笑说：“哈，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居然把中队从我这儿偷走了。你是不是可以发给我一些中队的标志，把我也编入他们的队伍。”
3月16日，史迪威乘车从眉苗前往腊戍，准备催促远征军的后续部队尽速入缅。他在腊戍见到了参谋团的正、副团长林蔚和肖毅肃。林蔚告诉他，几天前刚刚接到蒋介石的来电，要求远征军未入缅的部队“暂缓开拔”。因此，第5军的另两个师目前还在云南境内的芒市集结待命。
史迪威第一次亲身领教了蒋介石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劣手段。他前面命令林蔚、杜聿明、甘丽初等人“绝对服从史迪威之命令”，后面却又直接电令远征军“暂缓开拔”。目前，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正在调整部署，马上就会发动新的进攻。中英两国的不合已经耽误了许多时间，如果再延误下去，那就会进一步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史迪威决定马上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晓以利害，争取尽快调兵入缅。
3月17日，史迪威从腊戍飞往重庆。第二天中午，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商震将军陪他一起面见蒋介石。商震曾是晋军将领，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只是由于他粗通英语，才担任了现在的要职。
史迪威汇报了缅甸战况和与英方商定的作战计划，即中英两队在东吁至卑谬一线组织防御，首先阻止日军进攻，尔后伺机反击夺回仰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要求蒋介石同意尚未入缅的远征军立即开动，并要求将第5军主力调往彬文那及其以南地区，支援第200师作战。
蒋介石仍对英国人满腹狐疑，他担心如果远征军推进过远，一旦西线英军溃退，就会陷于危险境地。况且仰光被日军占领后，滇缅路实际上已经断绝，缅甸南部对中国已失去意义。因此，他主张将远征军主力部署在曼德勒地区，守住缅北的中印交通线。史迪威反复陈述了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的理由和意义，直说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蒋介石同意予以考虑，但未置可否。
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商震对史迪威说：“他这个人太自私。不仅在对外上，对内也是如此。”商震是史迪威早相识的老朋友，现在由于工作关系使他们的友情更加密切。他赞成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想为老朋友帮个忙。他说：“我去找军政部和军令部商量一下，争取让何应钦、白崇禧和徐永昌、刘斐支持你的计划。然后让这两部的部长和次长去向蒋介石报告，要求他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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