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六欲人生就，四友三朋世上存。
英雄纵为红颜误，圣者不因姬断魂。
且说铁托逝世时已年高88 岁。在他去世时，他的妻子还很年轻。她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有关铁托私生活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这方面，他的战友、后政治上与他决裂的吉拉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现将吉拉斯的记述记录如下：
铁托有过四个妻子。他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妻子结了婚，同第二个和第三个妻子是同居关系。这四位妇女在他的生活中起了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但是，没有哪一个对他的生活施加过任何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他的决策施加过任何影响了。
他于1917 年或1918 年在西伯利亚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人们一直认为，佩拉佳亚·贝卢斯诺娃当时是16 岁，比布罗兹小12 岁。据说，贝卢斯诺娃长得异常漂亮。铁托所有的妻子都是漂亮的女人，而且跟他相比，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
1920 年9 月，约瑟夫·布罗兹从苏联回国，陪同他回国的是他的年轻而美丽的俄国妻子。
她也是一个员，虽然对于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南斯拉夫从未宣传过。布罗兹和贝卢斯诺娃生了3 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名叫扎尔科。至于他们夫妻间的关系，便一无所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对铁托来说，不管谁提到这桩婚事都使他感到很痛苦。仿佛他想从他的生活和记忆中把有关这桩婚事的一切痕迹都抹掉。
不管是什么原因，在铁托于1928 年被捕之后，布罗兹和贝卢斯诺娃终于分居了。贝卢斯诺娃带着他们的儿子回苏联去了——对于一个丈夫已被捕的妻子来说，这样做并非不寻常。当她的丈夫仍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在俄国改嫁了，并且把他们的儿子送进了一家保育院。由于他们的儿子性格不受管束，还由于苏联的教育方法，这个儿子很不喜欢上学，变得像一个流浪儿。
1933 年1 月，布罗兹从监狱里获释后，去了莫斯科。由于党务缠身，他无法花很多时间来照料这个没人照管的孩子。
铁托从不说起贝卢斯诺娃。卡德尔有好几次提醒我不要谈这方面的事。
大战期间，当铁托得知他的儿子在保卫莫斯科时失去一条胳膊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既感到悲痛，又感到自豪。我碰巧遇到一位从莫斯科移居国外的苏联人，他了解铁托第一个妻子的情况。他对我说，铁托后来几次访问苏联时都没有见她。
铁托第二个妻子是赫尔塔·哈斯，她是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是在1937 年春天铁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相遇的。赫尔塔是一个性情温柔、体态匀称的黑发女郎，她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热情。她深深地爱慕着铁托。她是一个真心诚意、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大战结束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现在她住在贝尔格莱德。尽管当她谈到铁托时隐约地流露出不满，但她从不让你忘记他是她儿子的父亲，而且从不说他一句坏话。她总是抑制自己的感情。我曾听说，在她60 寿辰之际或在其他某个周年纪念日，她拒绝接受铁托授予的勋章，这是一种不寻常的高做姿态。
铁托于1941 年春天同赫尔塔分手，当时她生了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米沙）之后正在养身体，并照看孩子。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从贝尔格莱德被派往萨格勒布参加秘密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她的名字叫达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可是在大战期间，我们都叫她兹登卡。无线电训练班是在萨格勒布的一所公寓里举办的，铁托经常去那里。他和兹登卡就是这样互相认识的。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后，铁托和政治局回到贝尔格莱德，那时兹登卡和铁托已经是形影不离了。事实上，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呆在一起。兹登卡当铁托的秘书，虽然她的组织能力不是特别强，她也不是特别勤奋。她不太勇敢，特别容易紧张和惊慌失措。
兹登卡长得特别漂亮。她那炽热的表情使她变得越发美丽。她的身材修长，而且非常匀称，皮肤略显茶青色，有一双闪闪发光的黑色大眼睛。她具有某些罗马尼亚妇女的那种异国情调的美，鉴于她的故乡有罗马尼亚族少数民族，她的家庭里也许具有南斯拉夫族之前的古老民族的混合血统。
1941 年春天，当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同兹登卡一起露面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清教徒式的党，特别是贝尔格菜德的党组织。你只有在终止了以前的伴侣关系之后，才能更换伴侣。此外，人们指望忠诚，决不会随随便便同另一个人发生关系。这种清教主义是对早几代人的自由恋爱的一种强烈的反对。
提倡和实施清教徒的准则和行为的确有利于加强党的友爱和团结的纽带，但是，这种做法最终却导致了悲剧和荒谬的情况：一些同志自杀；另一些同志受到党的处分；还有另一些同志则偷偷去同资产阶级小姐进行交往——不过，进行这种交往的想法，在我们女同志的头脑中大概从未有过。
铁托认识到这一切。他并不反对这种做法，虽然他不鼓吹清教主义，他这一点与兰科维奇和我本人形成了对比。对于他同兹登卡的关系没有什么议论。直到第二年，实际上直到1942 年，我才了解到他们的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总有点不对头。赫尔塔是他公认的妻子，而且她不久前还替他生了个儿子。没有人否认铁托有权同另一个女人发生关系，但是他不该在他同赫尔塔的关系了结之前就这样做。可是又没有人公开提起这件事。铁托也不谈，直到情况迫使他说出来为止。
赫尔塔显然意识到，她是党的总书记的妻子，应当自重，她对铁托的忠诚表明了这一点。而兹登卡呢，她同铁托的关系，使她突然陷入一场保全尊荣体面的斗争。她无时不在担心她会被撇在一边。她是在战时——在游击战中，在森林和山洞里，在农民的房舍里，在断了炊粮、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无情地进行着这场斗争的。但是，这种地狱般的生活非但没有扑灭、反而燃起了她的强烈的和勃勃的雄心。兹登卡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和最不应该的场合，寻机和人吵架，出风头，她谁都不放过，包括铁托在内：有人不慎摔了东西；有人走过时无意挤了她一下；没有先问问她，铁托睡没睡；肉煮得欠火或煮老了；烟朝她那个方向吹，等等。没有人喜欢她。甚至没有人有机会去喜欢她，因为她把每个人都得罪了。我们觉得，铁托渐渐地对她不能容忍，但是他认为，他不能和她脱离关系，不然的话，他在党内的地位会受到损害，清教徒们会骂他喜新厌旧。我们甚至希望他回去找赫尔塔，虽然那样做并不符合我们的请教主义，因为不久之后他才和兹登卡结合。
但我们错了。在克服重重困难以后，在德国人合作下，赫尔塔作为一个交换的战俘，从乌斯塔沙集中营里释放出来了。她受到严刑拷打，受过凌辱，经常提心吊胆，担心死神的降临。1943 年春天，我把她从萨拉热窝带到我们的森林指挥部。在路上，关于兹登卡，我对她只字不提，她似乎也一无所知。
她因为重新获得自由而欣喜若狂，兴高采烈。但是，她的高兴和希望，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全都化为泡影。在一次单独谈话中，铁托告诉她，兹登卡现在是他的伴侣。他爱着兹登卡，他是根据党的规定办事的。赫尔塔趴在我的肩上抽泣着说：“这是怎么回事，吉多同志？”但是她以自身的尊严和忍耐，同意了分居，她以同样的尊严和忍耐，熬过了战争中那段最困难的时期——德军的第五次攻势。
1943 年夏天，她离开波斯尼亚去斯洛文尼亚也是和我一起去的。
战争结束时，兹登卡得了肺炎。她得了这个郁积的病症，至少部分地怪她爱发脾气，性情暴戾怪僻。她被送到苏联治疗，当她回到白宫铁托身边之后，就很少露面了。她露出苦笑，好像在乞求宽恕。兹登卡在1946 年去世了。
遵照她的遗嘱，她被埋在白宫花园里，以便就在铁托的身边。
铁托显然神情沮丧不振。当我问兰科维奇，“老大”（洛拉·里巴尔和我在1937 年给铁托起的绰号）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兰科维奇对我说，他是因为兹登卡去世了。没有一位领导同志出席她的葬礼，不是因为她不被人喜爱，而是因为铁托对她的去世保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听说过兹登卡了，似乎她未曾做过铁托的最亲密的伴侣和战时的秘书。铁托的传记作者不提她的名字，她在战时的照片统统消失了。在她的家乡波扎雷瓦茨，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但是出这个主意的八成是当地的干部，而肯定不是铁托。
铁托很快从这个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新欢新爱显然只能在铁托最接近的人中去寻找。他的行动不自由。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个人消遣的时候，都受到他的警卫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严密监视，他们不仅保卫着他的生命安全，协助他从事重要的工作，而且还把他当作党的英雄主义和道德品行的化身。新欢是约婉卡·布迫萨夫列维奇。她是专门料理他的家务的。即使铁托所过的生活简单得多，俭朴得多，也必须有人去料理种种数不胜数、意料不到的琐碎事务，采办各种各样的细小的生活必需品。约婉卡的任务就是料理这些事务。
约婉卡成天围着铁托转，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由于她的地位和职责，她也成了铁托的一名警卫和随从。到1946 年，铁托和约婉卡之间大概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约婉卡在认识他之前，未有过恋人。她23 岁，1923年生，铁托55 岁。
约婉卡很快就受到了注意，不仅是由于她的容貌仪态，而且也由于无论铁托走到哪里，或者在哪里停留，她总是在一边伺候。这一回，我对她的观察比对兹登卡的观察还要留心。我断定铁托同约婉卡之间肯定有意思了。但我假装没有把握。科查·维奇为了说服我，有一次对我讲：“咳，为什么不会呢？这是很自然的嘛。”约婉卡是一个动人的美人，是一个身体健壮的塞尔维亚美女，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她虽然不会卖弄风情，却不乏女性的妩媚。她的妩媚是内含的。她像一个修女，或者像一个为了丈夫子女而发誓要献出一生的农妇。因为她总是不离职守，她经常是穿一身军官制服，那时，她身材苗条，配上束紧腰带的制眼，就更显得苗条了。在她那稍微歪戴着的游击队员帽子下面，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最柔滑最浓密的头发。她有一对乌亮的大眼睛，显出耐性、关怀和一片忠诚，又有细嫩的面颊衬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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