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行受命苦且艰,全其心智慎为先。
剑在匣中为韬晦,不求门外马车喧。
且说列车进入苏联边境时,铁托心潮如涌。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南斯拉夫的革命者,忍受着无穷无尽的审讯的折磨和拷打;在监狱之中,在禁闭室内,苦熬着,一天天打发走寂寞得令人窒息的日子。他们所以能够坚强不屈,是因为有一个希望支持自己。他们相信,所有这些痛苦和磨难,都不会是无代价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虽然远在天边,但在那里,斗争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对南斯拉夫人来说,那里是工人的祖国,那里劳动光荣,充满了友爱和真诚。铁托回忆起,1934 年从狱中被释放后,当他在每个寂静的夜晚倾听莫斯科电台广播,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国际歌的激动人心的雄壮旋律时,他是如何感受到了那个国家的力量!
列车继续前驰。前方是一个木制的巨大的拱门。朝欧洲一侧写着:向欧洲工人致敬!列车通过拱门之后,看到朝苏联的一侧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车到达边境第一个车站——涅格列洛伊站。
一名穿制服的青年走上前来,向铁托敬礼,然后检查了他的护照。
列车进站后,铁托下了车,要在月台上走一走。
车站周围的建筑十分壮观。建筑物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还有红场、乌拉尔工厂、集体农庄的大幅照片。这一切使铁托感到振奋不已。
到达莫斯科之后,他被安排在高尔基大街卢克斯旅馆。随后,他便向南斯拉夫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弗拉吉米尔·乔皮奇报到。
卢克斯旅馆是幢楼房,5 层,有许多单人房间。铁托分到了一间。这个旅馆实际由共产国际专用,管理颇严。房间设备简陋,没有洗澡间。洗澡的热水不是每天供应。每逢洗澡间开放,大家便挤在喷头下冲洗。房间有一个煤火炉,可以做饭。楼下一层还有集体食堂。在这里住的多是单身,所以,大家都图省事,到食堂去用餐。
进入旅馆一律要“通行证”,不出示此证件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
安顿下来之后,铁托便到共产国际机关报到,听候分配工作。
他被分配到巴尔干书记处,主管南斯拉夫事务。所有从南斯拉夫来的报告都要经过铁托之手,在他这里汇总。当书记处要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要由铁托准备报告。
这个书记处由德国著名员威廉·皮克领导。
本来,共产国际决定把铁托安排在工会红色国际。后来,征得了南斯拉夫中央的意见,共产国际改变了决定,遂将铁托安排在了巴尔干书记处。这一变更对铁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他被分配管了工会工作,或许他一生就只能做一名工会干部了。
对铁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南共总书记的一封“介绍信”。
这封信是高尔基奇写给乔皮奇的。信中说南斯拉夫中央同意铁托做书记处的工作。
我们也同意由铁托接过这项工作,我们请你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有事找铁托商量,希望让大家注意对他抱友好态度。请告诉瓦里亚①,他是一个工人,曾在监狱里度过6 年。
开始时他也许不如有经验的知识分子那么熟练。但他了解我们党,他是我们工人积极分子中最优秀部分的代表人物。过一段时间(6 —8 个月)之后,我们将调他回来在中央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把他当作无足轻重的官员;相反,应把他看作不久就要成为党的优秀的(我们希望如此)实际领导人之一的党员。
铁托很快发现,这里不比国内。在国内,党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他可以放开胆子,大干一场。这里就不一样了。在莫斯科,像他铁托一样的人物,充其量只能作为权力金字塔的底座——如果算不上塔基的话——他的上边全是“婆婆”,故而,他必须慎言慎行。
当然,应作的工作要全力以赴,不但不能有半点懈怠,而且不能有分毫的差池。
监狱里长期的孤独生活使铁托习惯了索居独处。他很少上大街。他自己决心最好地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他渴望读书。书,可以说这里应有尽有。
当然,铁托读书是有选择的。他认为自己应该补上经济、哲学和军事方面的不足。
必要的政治活动铁托是积极参加的,像南斯拉夫人举行的集会。
铁托要认识别人,也要别人认识他。他曾几次作为“家乡来的同志”,在会上作有关南斯拉夫当前形势的报告。
铁托还利用一切机会结识各国党的领导人。这些人有:保加利亚著名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事实证明,他对铁托的政治前途起着关键的作用;德国人威廉·皮克,他是铁托工作中的顶头上司;德国人沃尔特·乌布利希;捷克斯洛伐克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法国人莫里斯·多列士;意大利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美国人埃尔·白劳德。铁托与白劳德是在公共浴室洗澡时第一次见面的。
铁托与其他人一样,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用了另一个名字,他那时叫瓦尔特。
瓦尔特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正赶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紧张的筹备工作。
大会的召开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件大事。
大会的宗旨是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大会于1935 年7 月25 日至8 月20 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全世界的65个代表团400 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开幕。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当唱罢国际歌,威廉·皮克致开幕词后,会场里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斯大林出现了。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斯大林被领到自己的位子上,十分镇静地坐了下来。他的这种冷漠态度与代表们迸发出来的火一般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季米特洛夫与陶里亚蒂在会上做了报告。当报告人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会场总是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
① 瓦里亚:指菲力普·腓力波维奇,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南斯拉夫委员。
不过,斯大林没等会议结束就离开了会场。主席团没有向与会者说明他离开的原因。
这是铁托第一次见到斯大林。
不用说,斯大林的形象给铁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的内容同样给铁托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会议确定了共产国际,也就是各国策略的重大转变。
以往,各国人总是被告诫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跟其他左翼政治派别实现联合,以免混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界限,给工人群众带来消极影响。现在,则要积极地团结和联合它们,以便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法西斯和各国反动政府。夺取政权这一根本任务没有改变,但它成为下一步的,或者是未来的长远目标。敌人的阵线也做了重新划分。原来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均为敌人,现在要承认某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还有美国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积极意义,其理论根据是这类国家具有“非侵略性”。
大会最后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这一结果对铁托的政治前途具有重大意义。
南斯拉夫组成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大会。铁托是代表之一,而且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职务——秘书长。这一身分使他得以出席大会的各种会议以及各委员会的会议。这样,他不但可以熟悉人头儿,而且可以学习、了解会议的组织工作。他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最后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他是三名中的一个,而且在选举时,铁托的名字获得通过。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这一职务理所当然的应由3 名候选人之一的南斯拉夫总书记高尔基奇来担任,因而出面干预,遂将铁托的名字划掉,而换上了高尔基奇。不过,高尔基奇没有当上正式执委。他只被认定为执委会的候补委员。
大会结束后,南斯拉夫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再次选举铁托为政治局委员。
铁托的妻子贝卢斯娃在铁托1929 年坐牢时,由党的组织把她送到莫斯科。铁托来莫斯科后了解到,贝卢斯娃已经改嫁。她的新丈夫是苏共党的干部。带回来的儿子贝卢斯娃没有抚养。苏联另一位好心的妇女收养了他。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铁托离开国内之后南斯拉夫的政治形势和南斯拉夫的状况。
亚历山大被暗杀之后,保罗亲王摄政。
1935 年5 月,南斯拉夫举行普选。领导机关在如何对待普选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严重分裂。普选时,仍然处于非法状态。当初,总书记高尔基奇发出指示,要通过党控制的合法组织劳动人民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指示发出不久,高尔基奇又收回成命,要求员与以农民党为核心的反对党候选人一起活动,并且投他们的票。表面上看,这符合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但却严重脱离南斯拉夫实际。一方面,农民党领袖马切克拒不接受与的这种合作,而另一方面,农民党也未能在选举中获胜。在选举中获胜的,是亲纳粹的右派头子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他出任首相后,因暗地里参加反对派,遂变本加厉地对进行了镇压。而党的组织又正好给新的镇压提供了口实。
锡萨克的党组织组织了一次工人集会。结果,集会失控,出现了亲苏示威,示威者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克罗地亚的要求。政府加紧了对党的活动的侦察。此后不久,党中央组织书记奥吉耶·米特洛维奇被捕。他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但要命的是,他被捕时身上带着党的积极分子名单。这名单没有来得及进行处理,便落人警察之手。于是,警方很容易地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3000 多名积极分子中的960 余名捉拿归案。通过审讯,政府掌握了有关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的大量情报。这样,处于非法状态的似乎一下子被摧垮了。
这一情况应该由谁来负责?党员的不满情绪集中在总书记高尔基奇的身上。高尔基奇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尖锐批评,党的组织重新出现了对党中央的不信任情绪。这种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着。
1936 年4 月,趁高尔基奇不在的情况下,乔皮奇召集在布拉格与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们开了一次会议。乔皮奇的这一活动,不但没有请示高尔基奇,也没有请示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发现乔皮奇的这一活动后,遂对甫斯拉夫党的中央机构采取了断然措施:解散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中央。说是选举,实际是任命。总书记仍由高尔基奇担任,铁托则被选为组织书记。这组织书记就是党的第二把手。
时势给了铁托一次关键性机会。
反对高尔基奇的乔皮奇等人被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铁托还构不成高尔基奇的反对派,但在两个原则性问题上,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分歧。第一,铁托力主把党的领导中枢由国外迁到国内;第二,不要再从共产国际领取党的津贴。对这两点建议,高尔基奇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最后,他们在第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将中央分成两部分,作为党的政治书记,高尔基奇仍留在国外,作为党的组织书记,铁托回国工作。
铁托于1936 年离开莫斯科。
高尔基奇给铁托准备了一个护照,并给铁托安排了回国的路线。
铁托十分警觉。他了解到,凡是按高尔基奇指示的路线回国的,全部在南斯拉夫边境上遭到了逮捕。铁托提防着高尔基奇的暗算。于是,他自己准备了另一个护照,并且选择了另一条路线。
铁托在维也纳和巴黎呆了些日子,于1936 年年底回到了南斯拉夫。
铁托的急切的任务,是重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警方的方针是打进的组织,甚至打进最高层,从而不断地弄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以便对聚而歼之。事实证明他们这一手很是成功。因此,刚刚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马上就会来一次逮捕,党的领导和活跃分子被一网打尽。这一状况一再发生,除了最大胆或最莽撞的人之外,谁还敢继续在党内干下去?铁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问题的危险性,但任务是非完成不可的,关键是要有办法对付警察搞的阴谋。
回国后的几个月,铁托全力以赴地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铁托的合法身分是一名工程师。可以说这一角色他扮得是十全十美的。
这位“工程师”富有“成就”,因此生活相当“富裕”。这种情况才能使他接连不断地外出,在各地跑来跑去,会见并结识各种各样的人。
1937 年的头几个月,他奔走于斯普利特、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各地,恢复旧有的关系,物色新的人才。
人们还记得,铁托出狱后曾经干预了作家之间的分歧,当时,作家中的中心人物是罗斯拉·克尔莱扎。原本他们就认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同在一个兵营,只不过克尔莱扎没有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后来他们又相遇。在政治集会上,他们对政治问题谈得十分投机。这次铁托不忘旧友,而且,作家与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党员作家又对革命有独到的见解。他们9 年没有见面了。于是,铁托决定去见这位老友。
铁托事先没有通知,便敲响了作家的家门。
克尔莱扎出现在门口,当初,他以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陌生人。铁托见老友没认出他,笑了起来。当主人听到那清晰、热情而亲切爽朗的笑声时,便知道是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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