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是他的内当家，是我们平常习惯的称呼。
“跟她商量了不算，她不能当我的家！”接着又是一大堆很难听的话。
我实在气得忍不住，走上去问他：
“你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偏偏等我们把东西堆满一院子，把小厨房也拆了，连做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你才说？你这是什么理？”
“我愿意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你要是不服气，打官司去！”这是他的回答。
我老伴连忙把我拦开了，又向他解释：离他们后窗户有好远，计划盖多高，对他的后窗户影响非常小。但是，总归一句话：不行！
工程停止了。“忍住！忍住！”我对自己说。
夜里，我老伴又去找他赔笑脸，作解释。但是，得到的又是一大堆更加难听的话。
假如不是自己的房子院子而自己反倒受制于人；假如不是我跟女儿千辛万苦准备了一年；假如我老伴不是一个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如今反而在这样的事情上受这样的气；假如那个不讲理的横人说话稍微好听一点……那么，我那可怜的老伴的心脏病就不会犯得这么重。
她躺在床上整整一个月，吃不下，睡不着，胸口憋得出不来气，连说话力气也没有。
我跟我女儿，由盖房子忙，变成了为病人忙。
我女儿又到那“横人”的女儿的工作单位去，请求那年轻人从中疏通一下。几经往返，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把院子从中间分，在你们那一半盖去吧！”
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七年深秋了，眼看就要到隆冬上冻的时候了，时候不等人啊！而且，没有地方做饭，没有地方搁锅碗瓢盆，满院子的砖头、泥土、木头……人，怎么生活！
又是那位好心的“木匠”救了我们（假如真有上帝，我愿意一辈子为他祈求幸福）。他带来两位老泥瓦工师傅，在院子里左衡量，右察看，决定了：在我们这一半，从我们住的南屋接出去，三天以后就动工！
三天以后，好心的“木匠”约好了十来个人，有泥瓦工老师傅，有木工电工，有年轻的小工，从三十里路以外，骑着车子，带着工具，一路飞跑，天刚亮就来了。
一整天紧张的战斗。天黑了，把电灯拉到外面，挑灯夜战。到夜里十点，每个人，包括我和女儿，用了好几盆清水洗净了满头满脸的泥沙，大家围在用两张桌子接在一起的饭桌边，痛饮三杯，庆祝胜利——除了窗户和门没有安上，地没有铺好，墙壁没有抹灰以外，房子基本上竖起来了，连屋顶上也抹了一层泥，只等以后慢慢再加工。
以后又忙了一个多月的收尾工作，门窗也是木匠安的。
冬天来了。买不到玻璃，用两层塑料薄膜钉在窗棂上，安上了炉子，搁上一张单人床，一个两屉桌，两张椅子。老天，我总算有了一个看书和写作的窝儿了！
厨房呢？我已经累得无能为力了。女儿一人干了两天，累得卧床不起了。只得写信让儿子从农村请假回来搭盖，又用了几天时间才盖成。只有两平方米大，只搁得下煤气罐和炉子，外加一个小碗橱；只容得下一个人在里面转身子。
我有了窝儿，写了东西，第一篇小说是《女儿的信》，歌颂的是老干部，是人民，是真理。……直到现在，已经两年有半了。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有约稿的，看望的，谈写作的，我总是说：“对不起，房子太小……”书籍，没地方摆；杂志，没地方堆；报纸，没地方塞；各种稿子和材料，没地方……。房顶又矮又薄，下大雨就漏。热天，上面烤，窗户当西晒，屋子里像火炉。写论文时要找一本参考书，写小说时要翻翻笔记本，难找哇！还有：在外地工作的儿女都已回来，不但都需要学习用功的地方，而且都要结婚，哪有房子？于是我想：假如……！但是有时我又感到很幸福——特别是每天晚上往床上一躺，先不忙关灯，瞪着眼看着房顶上裸露着的托梁和檩条，就好像回到了以前的老革命根据地，住在农民家里。
于是我作了一篇《陋室之歌》：
假如假如，现实现实。得来不易，敢不知足？既已知足，岂可不酬之以水酒，歌之以“打油”？乃作歌曰：
呜乎！山岂在高，有树就好。水岂在深，有鱼就好。屋岂在大，能住就好。艰苦缔造，始知块砖掬土之可宝。破陋狭窄，方怜三代同堂之苦恼。况且身居其中，可骋神思，可对稿纸，可绞脑汁，可读来稿。一息尚存兮，怎不思涂地以肝脑！纵有华屋千间，尽庇女婿姨，岂不怕无颜以对江东之父老？
附记：上文写好后之数日，我正坐于陋室中之小折叠靠椅上，入神地阅读一部长篇来稿，忽然轰隆之声乍起，如墙倒屋塌一般，尚未清醒过来，书籍杂志兜头盖脑砸了下来，堆了一身，自己竟被埋进了书籍的坟墓。原来是，靠椅旁边有个惟一的一人多高的书柜，日益增多的书籍杂志，不但把柜子塞得毫无缝隙，连柜顶上也一直堆到屋顶，柜子不胜负荷，压断了柜脚，竟突然倒了下来，几乎真的使我肝脑涂地！……
1979年12月于北京
选自《黄山失魂记》，1987年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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