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情感世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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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与前额并高(2/2)

    梁先生在台北搬过好几次家。我印象最深的两处梁宅,一在云和街,一在安乐街。我初入师大(那时还是省立师范学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将满,又偕夏菁去云和街看梁先生。谈笑及半,他忽然问我:“送你去美国读一趟书,你去吗?”那年我已三十,一半书呆,一半诗迷,几乎尚未阅世,更不论乘飞机出国。对此一问,我真是惊多喜少。回家和我妻讨论,她是惊少而喜多,马上说:“当然去!”这一来,里应外合势成。加上社会压力日增,父亲在晚餐桌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报导:“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国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经不久。果然三个月后,我便文化充军,去了秋色满地的爱奥华城。

    从美国回来,我便专任师大讲师。不久,梁先生从英语系主任变成了我们的文学院长,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仍然称他梁先生。这时他又迁至安东街,住进自己盖的新屋。稍后夏菁的新居在安东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羡慕的梁府近邻,也从此,我去安东街,便成了福有双至,一举两得。安东街的梁宅,屋舍俨整,客厅尤其宽敞舒适,屋前有一片颇大的院子,花木修护得可称多姿,常见两老在花畦树径之间流连。比起德惠街与云和街的旧屋,这新居自然优越了许多,更不提广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这新居的主人在“家外之家”,怀乡之余,该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岁那年,梁先生在师大提前退休,欢送的场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终身大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之中译完成,朝野大设酒会庆祝盛举,并有一女中的学生列队颂歌;想莎翁生前也没有这般殊荣。师大英语系的晚辈同事也设席祝贺,并赠他一座银盾,上面刻着我拟的两句赞词:“文豪述诗豪,梁翁传莎翁。”沙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岁,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岁,其实还不能算翁。同时沙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个剧本,梁翁却能把三十七本莎剧全部中译成书。对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听了我这意见,梁翁不禁莞尔。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后来夏菁担任联合国农业专家,远去了牙买加。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图。我自己先则旅美二年,继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后才回台湾。高雄与台北之间虽然只是四小时的车程,毕竟不比厦门街到安东街那么方便了。青年时代夜访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为温馨的回忆,只能在深心重温,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实不仅梁先生,就连晚他一辈的许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见日稀。四小时的车尘就可以回到台北,却无法回到我的台北时代。台北,已变成我的回声谷。那许多巷弄,每转一个弯,都会看见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与回声谷里。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乡情怯,怕卷入回声谷里那千重魔幻的漩涡。

    ……

    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强调古典的纪律,反对浪漫的放纵。他认为革命文学也好,普罗文学也好,都只是把文学当作工具,眼中并无文学;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因为那样势必把艺术抽离人生。简而言之,他认为文学既非宣传,亦非游戏。他始终标举安诺德所说的,作家应该“沉静地观察人生,并观察其全貌。”因此他认为文学描写的充分对象是人生,而不仅是阶级性。

    黎明版《梁实秋自选集》的小传,说作者“生平无所好,惟好交友、好读书、好议论。”季季在访问梁先生的记录《古典头脑,浪漫心肠》之中,把他的文学活动分成翻译、散文、编字典、编教科书四种。这当然是梁先生的台湾时代给人的印象。其实梁先生在大陆时代的笔耕,以量而言,最多产的是批评和翻译,至于《雅舍小品》,已经是四十岁以后所作,而在台湾出版的了。《梁实秋自选集》分为文学理论与散文二辑,前辑占198页,后辑占162页,分量约为5比4,也可见梁先生对自己批评文章的强调。他在答季季问就说:“我好议论,但是自从抗战军兴,无意再作任何讥评。”足证批评是梁先生早岁的经营,难怪台湾的读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这方面的声名几乎掩盖了他别的译书。其实翻译家梁实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百兽图》、《西塞罗文录》等十三种。就算他一本莎剧也未译过,翻译家之名他仍当之无愧。

    读者最多的当然是他的散文。《雅舍小品》初版于1949年,到1975年为止,二十六年间已经销了32版;到现在想必近50版了。我认为梁氏散文所以动人,大致是因为具备下列这几种特色:

    首先是机智闪烁,谐趣迭生,时或滑稽突梯,却能适可而止,不堕俗趣。他的笔锋有如猫爪戏人而不伤人,即使讥讽,针对的也是众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种温柔的美感距离。其次是篇幅浓缩,不务铺张,而转折灵动,情思之起伏往往点到为止。此种笔法有点像画上的留白,让读者自己去补足空间。梁先生深信“简短乃机智之灵魂”,并且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证,而中外逢源,古今无阻。这引经据典并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处太过俗滥,显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来得自然,安得妥贴,与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学者散文的所长。

    最后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赘,他出身外文,却写得一手道地的中文。一般作家下笔,往往在白话、文言、西化之间徘徊歧路而莫知取舍,或因简而就陋,一白到底,一西不回;或弄巧而成拙,至于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梁氏笔法一开始就逐走了西化,留下了文言。他认为文言并未死去,反之,要写好白话文,一定得读通文言文。他的散文里使用文言的成分颇高,但不是任其并列,而是加以调和。他自称文白夹杂,其实应该是文白融会。梁先生的散文在中岁的《雅舍小品》里已经形成了简洁而圆融的风格,这风格在台湾时代仍大致不变。证之近作,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像他的前额一样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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