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
陈白尘（1908～1994）原名陈征鸿，又名陈斐，江苏淮阴人。著名戏剧家和电影剧作家。著有《幸福狂想曲》、《天官赐福》、《乌鸦与麻雀》等。
眼珠子，即瞳仁，我们古人称为眸子，是件奇异的器官。洋人说它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的孟夫子即孟轲老先生，也说过眸子正不正，可以看出人的善恶。这是不是唯心主义，我不懂，但我颇为相信。因为在我一生中特别是在“牛棚”时代，确实见过不少善善恶恶的眸子，至今不能忘怀。因为在那荒谬时代里，在我辈，舌头这器官失去一半作用：其于味也照旧；其于说话，则除了检讨，颇少用场。于是眸子的作用加强了。朋友相见，不敢说话，“眉目传情”，互相注视一下，便是安慰。但也只能限于眉目，如果加上点头或微笑而又被人看见，那可大逆不道，必须追究了。“文革”期间，文联和各协会的“革命组织”曾一度在王府大街那大楼里“合署”办公，我辈也在大楼中各据一棚。但食堂是共同的，“牛鬼蛇神”有时也得碰面。不忘旧情的朋友，相遇时偶然相互微笑，不过是“你也来了”之意，绝无共商阴谋之可能，但凤子同志便因对我微笑一下而被追查不已，便是一例。但眸子的另一作用，则在于可以表政治之态；比如有人对我睁圆怒目，大喝一声黑头衔，便可证明与我界限分明，此乃明哲保身之计，也未可厚非。只是有一类“大义灭亲”之辈，对于其亲人之朋友也一律视为仇寇，就未免有罪及九族之嫌了。我的一位30多年老友，自然也是“黑帮”，为“大义”故，遭其亲人老伴之“灭”——宣告离婚了。在那年代里这也并非鲜见之事。但这位老伴居然对我这亲人的朋友也“另眼看待”起来：既不相互注目，也不怒目而视，却用另一种手法——应称“眼法”，即使擦肩而过，并且身旁无人，此人竟可昂其首，直其目，真像位在“目标——正前方”口令下的战士那样，向前冲锋而去。仿佛我是个幽灵，可以视而不见的，我知道这是一种蔑视法，它比怒目而视更其狠毒，比痛骂更伤人心的。因此，我是宁愿受怒目斥责，而不愿受蔑视之苦。几年以后，沧海桑田，此人以他事遭批，我可幸灾乐祸，暗自称快！而此人是痛改前非了呢，还是争取同情呢？其一双眼珠子有时也可以从我辈身上扫过了。但我铁了心，也来个视而不见。有一次，我从连部回湖里，经过大坝，而此人进城返校，也在大坝上迎面而来，这真个是“冤家路窄”了。而二人之间的大坝两侧又无下坡小路，只有正面迎上前去。但我是抱定“以眼还眼”之策，也如“目标——正前方”口令下的战士般昂首直目，绝不左顾右盼。但和此人交叉而过的那一刹那间，我还是忍不住侧目而视了一下，只见此人两颊绯红，居然还知耻哩！当其时，我真如酷暑而吃冰淇淋——不对，我们干校那儿是无此物的，只有香瓜解暑；那就说是如酷暑天连吃三只大香瓜吧，可解渴——解恨啦！自然，事后我也觉得这未免过分，有违忠恕之道，深滋后悔。
我说对于怒目相向的人并不计较，其实也不尽然，要看真假和动机的。其真正为了保卫革命以及故装怒目的人，我都可不计较，但有位仁兄的怒目，却至今不能忘怀。
话说此公在“文革”初期，是风云人物，曾荣任造反派头头。作协声势最浩大的一次批斗会，是斗争张天翼同志。我之被揪回北京，即以参加此会为名的。批张实即批我，因为张是挂名的《人民文学》主编，而负实际责任者在1962年5月以前是我。这次大会的会场在东方红剧院，偌大一个剧场，演戏时灯光辉煌，这天却故意做作，只燃一盏工作灯，一进场便觉昏暗，犹如黑夜。台口一排斗大的黄纸黑字，标明批判对象是谁，当时惯例，“黑帮”姓名上要以朱笔打××的，这三种颜色的组合，配以昏暗的场地，实有人间地狱之感。而此公独踞舞台上公案正中，张眉怒目，高呼把被斗人某某带上堂来，其威风之大，确实超过封建时代的县太爷。我们几曾见过县太爷审案时会有上千人肃然恭听的？此时我忽然想到中宣部的别号——“阎王殿”，便觉此公颇有项羽和刘邦造反前说的两句名言：“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的气概，他果然取代了中宣部的大权，而且名副其实地把会场布置成一个阴森可怖的阎王殿了。想到这里，我在心中不觉莞尔而笑了。但恰在此时，一声怒吼，吆喝我去陪斗了。我当然躬身上台，恭候审讯。但我积习难改，即使在这极其严肃的斗争大会上，还是偷眼看看此公当时的尊容。因为近在一年以前，我是幸接芳邻，曾与此公同院，而且幸蒙不弃，还笑容可掬地以其长篇小说求教于我过，而他今日的面目何以又如此狰狞呢？这一看，依我这搞过八年剧团的人的经验来说，他不过是在演戏，而且是位并不高明的演员。作家协会如果真有什么“黑帮”，其代表人物第一名决轮不到张天翼。今天用他开刀，正是保护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这怒目总有做作相。果然，此公不久便以“资反路线”之罪下台了。但我对这位失败的英雄并无丝毫的同情，就因为他的怒目之中是隐藏有并非革命的东西，而且也不如刘、项辈之坦白！
下台以后，此公并不甘心，总想东山再起。因为他仍然是个“革命群众”。但他如何挣扎而起，我身居“牛棚”，自然不知其详。可有一点是明白的，即他颇善于在我辈“棚”中人身上找题目，而我正是他最易挑中的人选。在干校的后期，即1972年了，我在湖里放鸭子，因所住的工棚较大，连队到大田里出工的人，有些喜欢到我们这儿休息。他们一来，要茶要水，当然由我们尽地主之谊了。比如此公一来，便找我的面盆洗脸，用我的口盅饮水。但有一次，他在喝水时，不住在嗅口盅，使我毛发悚然，以为他发现了我的什么隐秘。后来听说，他回到连部便对连领导提意见了，说陈某人在湖里劳动，居然还吃炼乳滋补身体，对“黑帮”的管理太不像话了！其实这时购买罐头食品早已弛禁了，我并未犯法。又一次，诗人李季下大田了，那时他不仅被解放，而且还荣任连长之职。他在我那工棚休息时抽烟，随手丢了几支烟给在座的人，最后一支竟然丢给了我。我想这可能出于旧情——我和他曾同时当过《人民文学》副主编，也算是老伙伴了；或者是丢烟时并未注意，最后轮到我时，不忍令我有向隅之叹，便也赏了一支。不管如何，我总是感激的。不料这一支烟又被此公所见，回连后竟对李季同志大肆攻击，其罪名是“敌我不分”！于是我明白了：我不过是粒子弹，他所射击的是连领导——或者说是连领导的位置而已。我也就一笑置之了。
可是又后来，鸭群被宰，我又回连部打杂工。原来在连里为我保留的床位已被别人所占，只好另行安排。又是一次“冤家路窄”，连里竟派我和此公同室而居。我对他自然战战兢兢，避免触怒于他了。但我有个不争气之处；白天劳动过累，晚上倒床便睡，是不用再服安眠药或其代用品——烧酒的了。谁知此公第一天夜里几次叫醒我，我还不知其所以然，以为是我梦魇了；便道谢一声，倒头又睡。但第二天夜里，大约凌晨一二点钟了，他大吼一声，惊得我跃身而起，恭问何事。只见他睁圆双目，怒喝道：“你还让不让我活下去？”这可令我瞠目不知所对。我这“黑帮”焉能有权不让他活下去？真是咄咄怪事！只好低声下气再次请教所以然。他余怒未消，指着我的脸喝问：“你打鼾还不知道？”这可很难回答。我见他怒目圆睁，大有猛虎扑羊之势，要说不知道呢，按照“革命群众”与“黑帮”对话的惯例来说，定然被斥为“狡辩”，会引起他更大的怒火，说不定来顿“武斗”，屋里没有第三人，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即使自卫一下，你胆敢还手，便是殴打“革命群众”，可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名的。但要说知道呢，那等于自认“不让他活下去”了，这也“罪该万死”的。我稍一思索，便理解此公是患失眠症的，将心比心，他睡不着觉，而又听我鼾声不已，真是卧榻之旁岂容“黑帮”“鼾”睡呢？于是我这弱者便只好讲“恕道”了：
“请你先睡，等你睡着了我再躺下，如何？”
不料这“恕道”果然生效，此公无言以对，只好躺上床去。而我便在床上正襟危坐，准备坐以待旦。可是身不由己，等到天明，才知我和衣而卧，又睡着了。至于是否又打过鼾，实在无从回答。我猜想，怕是难免的。此公已不在床上，可以证明。
第二天我便向领导“自首”，要求到真正的牛棚里与牛同眠，它一定不会抗议；而即使抗议我也不懂，更重要的是它起码不会以猛虎扑羊之势用凶恶的眼光瞪我。但我猜想，我这请求未必有效；而此公必然已经先告我一状了。所以连里领导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声：“好吧，研究研究。”而到晚间回房，此公已席卷其铺盖乔迁去矣！当晚，自然无人再向我大吼了，但时至今日，他那双怒目的形象在我脑际生了根似的，拂之不去，因为它是真正的怒而不是演戏了。
干校撤销以后，据闻此公并未留在北京，可见并不很得意。但说他又重写那部长篇小说了，我倒真想拜读一番。因为我想在那作品中认识一下他的灵魂。因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可以从中窥见作家的灵魂的，它比眸子所表现的更为真实，我希望他的作品能消灭我脑际生了根的那双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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