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在云南得到了一次挽救。那里的医院以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治好了我的结核病和大体上控制了我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但是，对于我的脓胸病，医生们却表示了一种束手无策的忧虑。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认，我能够顺利地活过了三十岁，是由于一种幸运的机遇，是由于一种带有很大偶然因素的命运对我的宽容与厚爱。
我的脆弱而顽强的生命，在一九五六年得到了第二次挽救。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被送到北京来做大手术；云南的医院怀疑我得的是肺癌，而且把这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诊断过早地透露给我了。我想我今天可以欣慰地说，我当时不但没有被这个可以摧毁人的意志的消息所压倒，而且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豁达而平静的心境。我想，这种心境，是使我后来得以顺利地战胜无数次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磨难，而能够继续顽强地活了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的，是两位杰出的医生——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吴英恺和黄国俊教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条件下，他们为我做了一个长达十个小时的开胸手术，基本上解决了使我多年深受折磨的脓胸症——而且是一种罕见的“包囊性脓胸”。用黄国俊的话来说是：“我们从你右胸里给你摘除了一个中号暖水袋！”而且多半是出于对我表示安慰的好心，他当时还对我说：“你不要悲观，像你得的这种病，在我们的病例记载当中，存活率很高，有长达十一年后现在仍然健在！”
听了这些话，我当时不但感到高兴，而且还为此激动不已。我想，我的日子还长着呢，即使我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也一定要努力给他们创造一个新纪录——再存活十二年，到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呢！
而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已经“存活”了三十八年。而这三十八年，我所跨越、所经历的，又绝非是一条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生活道路。尽管在这漫长岁月中，我又经受了那么多的意想不到的疾风骤雨的冲击，使我常常感到，我所走过的每一段生活历程，都好像是在湍流急浪中搏击前进的，不论是幸，还是不幸，反正至今虽然我所拥有的依然是一副时时为病痛所苦的孱弱之躯，我却仍然能够生活得平静而自如，仍然能够为我所献身的事业做出点点滴滴的微小却是无愧于心的奉献。而且在不久之前，刚刚愉快地度过了我的七十五岁生日。
有不少人曾经向我问起过我的“养生之道”，怎样才能做到“久病”而又“延年”，我却往往难以作答。我平生与烟酒无缘。我从来不吃补品，也不练“气功”，除了热衷于长途旅行外，我甚至很少进行持之以恒的体力锻炼。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为了保护身体而必须屈从于种种纯属臆想的违反自然的“清规戒律”。我一生信守不渝的，是对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认定了的理想和信念，绝不动摇。对于种种邪恶现象，我也绝不缺少那种嫉恶如仇的义愤。但我也始终认为，人应当具有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我承认，我的性格也许过分温和和过分宽容，以至于从延安时期直到现在，我头上长期被扣上的“温情主义”和“缺乏斗争性”这两顶帽子，从来没有摘掉过，有人甚至因此以“东郭先生”相讥，我对此也并不介意。我的一条自然形成的准则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原则问题，我绝不含糊，而对于那种纷至沓来的小是小非、嘁嘁喳喳之谈，我采取的是既不斤斤计较，也绝不跟自己过不去的态度。只要是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
就是这样，我走过了自己艰难而又无愧无悔的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已经大大地、超额百分之三百地完成了我父亲当年所期望于我的“生命计划”。对此，许多人为我庆幸，有人则不那么高兴，但对我来说，至少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久病”也能够“延年”的绝非虚构的范例。因此，不管怎样，“久病延年”这四个字一直被我视为至理，至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推己及人，我希望，别人也能由此得到一点启示，或者引起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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