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牧
冯牧（1919～1996），北京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通讯特写集《新战士时来亮》，文学评论集《繁花与草》、《激流小集》，散文集《冯牧散文选》等。
在中国的谚语中，有“久病成医”之说，却从未见有人提出过“久病延年”这样的接近于“二义悖反”的说法。
应当说，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或是“创造”。
大约在“文革”后期，我刚从被流放的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四壁萧然而又百无聊赖；大约是和的“折戟沉沙”有关，我曾有过将近两年左右的相对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时我既无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无执笔写作的心境，于是我除了读书，享受那种“雪夜闭门读”的乐趣外，我还曾经用篆刻来排遣那漫长的时日。我从家中幸存的一堆印谱中发现了一幅铭刻在秦汉瓦当上的铭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笔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托心情的闲章，是仿汉印小篆体的四个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种自勉，又是一种和老朋友之间的共勉。印章中的这个“病”字，其实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当时正在席卷大地的政治风暴，为我们这些从青年时代起便决心献身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既表现在心灵上也表现在上）。我和我的许多老朋友当时都怀有这样的心情：无论我们所身受的压力有多么沉重，无论我们仍将面临着多么严重的生死考验，我们都要坚定地斗争下去和顽强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国命运推向深渊的邪恶势力垮台为止。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期望值并不高，记得在当时我和几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会中，我曾对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朱丹说过这样的话：“只要让我亲眼看到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们倒台，哪怕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一个星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话，我后来也对郭小川讲过。他同意我的话，却又批评我太悲观了，尽管他后来悲惨的经历，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要比我悲观得多。
但无论如何，在那与其说是忍辱负重毋宁说是忍辱偷生的岁月里，我在和一些知心朋友通信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信纸的一角钤上这方题为“久病延年”的闲章，作为期望，作为激励，也作为一种袒露心灵的表示。后来，我又刻了好几方同样的图章，分赠给几位能够懂得它的含义的朋友，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朋友的会心的赞可；我相信，它们至今还保存在一些曾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手中。当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件事情大约早已被人淡忘了。
我在上面谈到的，只是我所篆刻的这方图章所包含的一层意思。“久病延年”中的这个“病”字，还包含有另外一层意思，一层实实在在的意思。这指的是，对于像我（以及我的某些朋友）这样的当时身体很不健康的甚至是多病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有一种建立在坚定信念上的健康的精神状态，一种旷达而开阔的胸怀和心情，一种时刻都能自觉地发挥精神上的主观能动性的意志，一种正常的、既是随心所欲又是有所节制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可以使自己在艰难的条件下，平安地顽强地生活和生存下去的。
我的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历，可以为我的这个主观论断作出相当充分的印证。我始终认为，即使是“久病”的人，也是可以“延年”的。
我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早已年逾古稀。但我从十七岁起便患上了相当严重的肺结核和肋膜炎（后来又发展为慢性脓胸），再加上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严重哮喘病，因此，可以说，将近六十年以来，我从来都是与疾病为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可以称为“健康人”的日子。记得一九三八年初，我带病逃离刚刚沦陷的北平，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艰苦跋涉，才来到延安，其间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现在的青年人所难于想见的。我父亲（一位正直的知名学者），曾经以焦虑的心情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绝不反对我参加革命，但以我的身体状况，他担心我活不到三十岁……。但是，后来我不但愉快地（也是艰难地）迎来了三十岁的生日（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正准备和野战部队渡过长江，住在一个担任突击部队的团指挥所里，当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一天我正在进入“而立之年”），而且随后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参与了解放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大部分战役，最后，经过了几千里基本上是靠步行的长途行军，来到了云南边疆。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