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参加白宫日常程序的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大多数内阁部长还是充分发挥了作用。但对我而言，参加这些会议是着手解决“精神分裂”问题的一个途径，并使我始终深刻体会到克林顿政府内发生的一切。1996年接替利昂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厄斯金·鲍勒斯同意我继续参加会议。由于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内负责小企业管理局的工作，厄斯金非常理解政府各部与外界隔绝这一问题。他曾对我说：“如果你管理一家（政府）机构，你就会感觉自己像在月球一样。”厄斯金的职业生涯颇有成就，但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把早会的时间改在了7：45。
担当财政部长也极大地增加了我在国会山的活动。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时已经与国会打过某些交道，但只是到了财政部后，与国会交往才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第一次这样的交往就是有关我任命的听证会。当时财政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琳达·罗伯特为此担当起组织工作。她和她的同事们利用为听证会做准备的这一过程使我迅速了解财政部众多方面的所有内容，把我引见给某些关键人物，并就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在听证会上，来自纽约州的两名参议员阿尔方斯·达马托和丹尼尔·帕特尼克·莫伊尼汉来到我的桌前，把我正式介绍给参议院财经委员会，接下来就得靠我自己了。一方面，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某些参议员也许会利用这次听证会和我来攻击本届政府。而且，由于白宫助手不在国会作证——除非在某一调查中被要求这样做，这是我作为公共官员所经历的第一场听证会，它通过c-span向全国进行电视直播。我自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但我记得，想到坐在我身后的小儿子菲利普及其洞察力和冷嘲热讽的生活观，我就受到了鼓舞。
监督财政部预算的各委员会可以对该部的管理进行指导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试图对政策立场施加影响。当然，所有的重大政策决定实际上都得经国会批准，或至少经受国会的询问和听证。除监督问题外，国会议员还试图对财政部的管理方式和我的工作范围施加影响。我记得在我担任财长第一年的某个时候，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督导特伦特·洛特（共和党-密西西比州）请我去他在参议院的办公室。在我到达那里后，他告诉我，作为财政部长，我不应该过多考虑社会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的工作是多操心一下美元和利率。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便恭敬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与国会重要人物及某些关键委员会的（良好）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些关系（的建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心思。在国会作证时，我采取的做法就是运用在高盛公司学到的关于与客户关系的知识：准备充分，积极回应他们关切的问题，并对他们表示出高度的敬意。艾伦·格林斯潘是这门艺术的大师。艾伦会向提问者脱帽致敬，即使有时候这有点不着边际。他会说：“你就地球是平的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结论，参议员。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一下。”艾伦接着会自问自答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其答案十分复杂和微妙，提问者要么领会地点头，要么承认自己被搞糊涂了。我得承认，在这位（美联储）主席旁作证，我有时完全被搞晕了。
艾伦接着会问这位众议员或参议员：“这算是对你提问的回答吗？”
而这位提问者一般会说：“是的，这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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