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起国内恐怖主义行为造成168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财政部雇员以及一些财政部雇员的家属。我与总统和其他政府成员一同飞往俄城面见遇难者亲属并参加一个悼念仪式。克林顿总统在那个仪式上的演讲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受，令人感动。在与遇难者亲属会面时，我曾极力搜寻恰当的措辞，因此，对总统那种在一个震惊和悲剧时刻给这些亲属以及全国带来安慰的能力，我不仅欣赏，而且敬重。政治分析家指出，这些令人可怕的事件——以及克林顿总统对他们的反应——对在我们的社会中复苏公众对政府的尊敬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就总统在美国人民中的地位而言，他们也成为某种转折点。
克林顿的政治转变在预算战过程中展现了出来，这场争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政府两度停止办公。我记得，那场冲突刚开始时，就在我们结束在内阁厅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时候，斯蒂芬诺普罗夫告诉我，我们将就共和党人提出的老年医疗保健削减而对他们进行攻击。乔治说，金里奇提议大幅度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从而犯了一个大错，我们将抓住这一错误，对他死缠烂打，直到1996年大选。吉恩·斯珀林曾把乔治说成是一位政治天才，但在我看来，乔治似乎只是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围绕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的削减来组织一场总统竞选，这看上去似乎难以想像。我记得自己与拉里·萨默斯一同笑了起来——这种取向显得如此不够大气和充分。
当然，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支出从抽象意义上看也许不受欢迎，但某些具体项目却在人民中间引起共鸣。试图削减2700亿美元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并按大致同样的金额减税——其方式主要有利于富人，这是一个政治上特别具有利用价值的问题。1993年，共和党人非常成功地将赤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此后，克林顿政府日益成熟起来。这次，当我们的对手制造歪曲我们政策的棱镜时，我的同事们将不会袖手旁观。总统告诉我，1993年，我们“离开了战场”。1995年，我们没有离开，而是顽强战斗。当然，预算冲突涉及的利害关系远远不止是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总统对其他许多有关问题也备加关切。他在我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老年医疗保健补贴是一件政治上至关重要的事情”，间接提到了那些旨在保护这一老年医疗保健计划的势力强大的游说活动。“但我不会让他们破坏——仅仅因为无人关心帮助穷人的计划——（针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补助制度。”
总统捍卫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反对主要有利于富人的减税，这只是他（政治声望）重新上升并在1996年再次赢得选举的原因之一。他在政治上恢复活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终于开始把他视为一个中间主义者。媒体普遍认为，与他在职的头两年相比，这代表着某种变化。我则认为，克林顿的中间主义立场始终如一，我们最初的预算削减计划、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以及（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手出于选举需要而常常将克林顿的医疗保健改革攻击为某种大政府计划，但他曾提出过某种解决方案：由私营企业参与，尽管政府将发挥某种重要作用，这与政府提供医疗保健的说法形成对照。但在1995年和1996年，总统更加审慎而有效地传达了这一改革方向。感知方面的变化证明了一个完全超越华盛顿政治范畴的重要论点。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沿着前后一致的（逻辑）轨迹进行政策选择，但只是在两年以后，人们对他所作所为的感知才开始与这一现实相一致。
1995年，我们拿出一个预算，继续降低赤字——一个固定的实际赤字数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会中的反对者就我们的预算未能达到平衡而频频发起攻击。我记得，当我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作证时，该委员会的几名共和党人想要我承认：“一看便知”，我们提出的预算将意味着2000亿美元的赤字。我不愿以美元价格来描述继续存在的那部分赤字，因为有人可能会对此加以利用，错误地争辩说，我们没有对预算削减承担义务。我在回答中指出，我们的提案将继续降低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但事实上，我当时处于一种自己无法确认的停滞等待状态。我们的战略是，在提出一个预算的同时，我们就其他开支削减——这些削减会大大降低赤字——展开工作。在这项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中，我们有幸得到艾伦·科恩的帮助，他是联邦政府中的众多无名英雄之一，是一位不修边幅但工作勤勉的财政部职员，也许是政府部门中对联邦预算程序最了解、最有兴致的一位人士。我们不想把艾伦帮助我们找到的那些削减（项目）纳入最初提交的那个预算提案，担心共和党人会将他们“藏匿起来”并接着在谈判一项最终的预算案时寻求额外的、我们所反对的削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继续展开工作，研究我们真正的预算提案的内容，但那时还未就此做出任何决定：他是否必须达到绝对平衡。5月，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一项平衡预算中提出他们的减税议案——以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和穷人医疗保健补助金为代价。
克林顿总统很早就意识到，赤字——哪怕是很小一个数额——的持续存在给他造成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我们定期就1996年预算而在罗斯福厅和内阁厅举行的会议上，他总是问到：“我不应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案）吗？”他的所有经济顾问——包括我在内——对此的反应都是：没有必要，因为从经济上看，少量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的赤字与真正的平衡没有任何实际差别。我们曾在1993年成功地着手解决赤字问题，并打算继续削减赤字。某种真正的平衡预算的完全实现必然需要额外的项目削减，而这类削减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