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信心和信誉是我们时刻关心的问题，但他们不是我等之辈能够直接追求的目标。最终产生信心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政策。而在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时期里，处理好政治问题将对我们可能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
在整个1995年及1996年初，克林顿与国会新的多数党之间展开的斗争涉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问题：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职能？政府应在社会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穷人？回过头来看，当时发生的一切显得更加明朗了。克林顿当时正在全力扭转1994年国会选举胜利者们发起的一场势力强大的反对政府作用的举动。但在当时，克林顿的这场努力给人以在所有问题上鏖战的感觉。
克林顿政府内部继续面临着一场争论：如何对共和党人做出反应？一方主张，我们需要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激发民主党基层的活力。劳工部长鲍勃·里奇是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他现在公开谈论：有必要削减他所谓的“公司福利”。我同意这种见解，即：用公共事务开支对赢利企业进行补贴——许多这类补贴深深固定在税法中——造成浪费，而且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使用“公司福利”这一术语具有煽动性，可能会使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以及因此对经济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我列席旁听了许多有关独立选举人的讨论，从而感觉到，对选举结果起重要作用的这部分选举人对任何听起来像是阶级福利的东西都很反感。克林顿为抵制这一旧有模式——反对大企业的民主党人——而费了不少周折。他赢得了商界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其程度令人惊讶。使用听似对企业具有敌意的措辞可能会损害这种信心，给经济以及本届政府造成危害。
除了这些实质性的政治分歧之外，还有一个程序问题。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的头两年里，里奇一直是政府内尤其具有团队精神的一名成员。他与克林顿私交甚密，凭借这种关系——他可以追溯到他们一起在牛津大学度过的那些日子，他本可以轻易绕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有关程序。但就我的观察，他从未这样做。但现在，在未经任何内部讨论的情况下，他独自冒险闯入一个新领域——从言辞和实质内容看都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我们（过去达成）的谅解不相一致。我们商定的程序是，如果经济顾问班子的成员产生分歧，并且不能在他们内部解决自己的争论，他们就应该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种程序，把有关问题提交到总统那里，由他做出决定。接着我们都可以公开支持这一决定——无论其内容如何。如同某个与我产生严重分歧的人那样，鲍勃现在的行为使我陷入麻烦的境地。即使他单独谈论这些问题，他也会看上去像是代表本届政府的立场。但如果我发表与之相反的见解，那就会使本届政府看似处于分裂状态。程序可能是一件需要精心加以维护的东西：我不可能像鲍勃那样行事，因为这必然引起混乱。经过某种讨论，鲍勃同意不（再）使用那类措辞，因为他毕竟与其余成员一样，对我们作为一个经济顾问班子所从事的整个工作持支持态度。我们同意就相关问题——（针对）公司的最佳做法——举行一次公开会议。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迪克·莫里斯的暗中运作，白宫内部的讨论开始受到影响。1995年春，白宫人员惊奇地发现，总统另设了一个由莫里斯领导的、完全独立的顾问班子，后者是一位民意测验经办人、政治顾问，曾在阿肯色州为克林顿工作。我与莫里斯没有多少相互交往，但我认为，他的某些视角——比如对独立选举人的关注——在政治上是有明智的。但问题又一次涉及某种固定程序的必要性。总统向任何他觉得有所助益的人征求意见，这合情合理。但从事这类活动的具体方式不应绕过白宫的固定（程序）结构，这种绕行产生了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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