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9年,当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阻止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①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更多地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不力的指责无效,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35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国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①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1945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1945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人,后者采取攻势。1949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岛。也许再过20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1949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关键。
1931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人。20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回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① 《中央日报》,1945年9月12日,11月21、25日。 ① 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① 《中央日报》,1947年9月6日。 ② 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① 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① f16589/1023/10,见 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① 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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