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

    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组织阶段从1923年后期持续到1926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在1917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6月15—16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他回到上海，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1923年1月15日，他雇用的部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2月21日回到那里。当时他56岁，但在以后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35000人的部队（根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税收。在1922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多万元（上海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1923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个在孙博士的31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月底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了600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900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了近300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年9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中。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10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人能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①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年7月9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在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1923年春季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39岁，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了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①鲍罗廷的目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心是为加强而工作。 ①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下级执委会。国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全国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①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年11月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②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起草文献过程中的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独秀，就怀疑俄国。①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①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名代表被任命或当选，开幕式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人代表国外的支部。约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员。10天的大会听取了孙逸仙的七次演说和关于党在中国和海外不同区域的活动的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纲党章；它选举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23360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人。大会休会三天，以哀悼列宁逝世。②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可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①党纲是一个旨在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部的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它的名义去推行。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1/4），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员参加他的党。②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设在广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员领导：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始发挥作用。领导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在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3万中国元。①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1923至1924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部队的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至200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它的地区根据地，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口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