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军事环境容许他做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5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安徽人）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即安福俱乐部，以增强他的势力。不在段追随者之列的军官和那些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他的统一方针的对象的军官，自然对段怀有敌意。此外，段坚持把他自己的手下人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这使那些被忽视的人非常不满。从这一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现了一个对立的集团，他们寻求唯一具有段的才干而又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另一个北洋军官冯国璋的领导。
冯国璋曾在北洋最高一级的部队中任职，当过直隶、稍后当过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他成为代总统，这个职位在他确信他自己的手下人对三个重要的长江省份保持控制之前，他是不会担任的。冯为什么终于领导了一个对段怀有敌意的集团还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孙逸仙已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关于消灭这个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适当方针冯和段意见不一致。冯主张谈判，段要使用武力。
冯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但那些反对段的人仍然把他看做领袖。因为冯是直隶人，这个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叫做直系。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试图建立他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并由此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终迫使段下台的1920年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袖。1
奉系由张作霖建立。张是出身寒微的许多军阀之一。他生于满洲的一个农民家庭，开始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部队，这支部队成了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当他攀登军队阶梯时，他带着他青年时期的下级和伙伴，他们都和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辛亥革命时张支持清当局，而当骚乱已经平定时，他担任了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年督军退职时，张利用他有力的地方联系和他的军队部属使北京所委派的军官难以立足。1916年4月他终于被承认为奉天政府的首领。
一旦稳固地控制了奉天，张便同时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对满洲的另外两省树立类似的权威。1917年，北京将黑龙江的首脑免职，因其支持满族皇帝复辟；而张的已经做好准备的军队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他在北京的影响使他自己挑选的人得以任该省首脑，从这时起黑龙江就由张所认可的人治理。在吉林，事情的结果是类似的，但直到1919年张才将该省完全置于他的部属控制之下。这三省由于张对它们的牢固控制，当然也由于它们的大量财富和地理位置，是奉系最重要的地区。后来张把权力扩展到华北，另外一些军阀也成了奉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和张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军阀那么牢固。1
桂系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留在一个省里。李宗仁是这一系的首领，但把他看成地位相等的人中的第一人更为确切。白崇禧和黄绍竑是这一系初期的其他两个成员，直到黄旭初取代了黄绍竑为止。这一系在20年代初期出现，由李、白和黄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目的是统一这个高度分裂的省。到了1924年，他们已消灭了许许多多广西的小军阀，以致面临互相交战或持久合作的选择。因为他们出身相似，并发展了牢固的相互关系，他们决定共事。2
军阀各系内滋生了派别。直系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曹锟为首。曹派又依次分裂为二。这些派别对谁应担任什么职务并控制哪些财源而争吵。奉系内也存在派别，尤其是在1922年受到一连串挫折，张作霖随之整编了军队之后。他提拔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但又想照旧支持他的老伙伴。这就在奉天造成了新老两派。1
历次战争
地方、地区和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毫不夸张地说有几百次。许多次战争是为控制一个行政地区如一省或一县而进行的。其他的则是为了控制跨行政区的地方和地区经济网的战争。例如，鸦片经由一条相当确定的商路从云南和贵州运送到湖南西部，从那里鸦片可以向北输送到长江流域或向南输送到珠江三角洲。控制湖南西部的军阀的归属决定选择哪一条路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湖南西部由于它在这条商路上的位置，是一个争夺的目标；它对两个地区的首脑们都很重要，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冲突的根源。类似的商业网中国到处都有，无疑要引起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论述这个课题。2
各主要派系之间的相当正规的战争引人注意，因为它们决定谁控制北京的全国政府，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一系有希望变得很强大以致压抑其他军阀，并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的控制时，其他主要的军阀便暂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打倒它。因此直、奉两系在1920年协力赶走了北京政府中的皖系有力人物，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到了胜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联合皖系势力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试图推翻直系。奉系失败，但没有被消灭，因为它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的强大而富饶的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准备，因而奉军能够返回根据地，进行整编并准备再试一次。1924年，奉系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拥护者以及南方的势力联合，第二次与直系交战，并成功地策动一个直系的主要将领冯玉祥倒戈。直系军阀仍然控制华中的几省，他们于1926年与张作霖联合攻打冯玉祥，把他的军队赶到了遥远的西部。1这就使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要有力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它一举消灭军阀的北伐。所附的几张地图表示作为上述历次战争结局的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2
学者们从力量均势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用一种国际关系的模式。3的确，军阀们为反对潜在统一者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势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系军阀并不谋求作为目的本身的均势；每个派系都谋求霸权，直到其可能到来的成功把其他派系都推向对立面。此外，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每个军阀都认为理所当然。每个军阀似乎都承认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但却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而不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希望由自己实现重新统一而予以解决。不可能希望领导国家统一的那些军阀则很想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倾向于极短期的打算；他们很少考虑5或10年之内形势会像什么样子，相反，却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
地图9、10、11、12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导和研究军阀的著作。齐锡生的《中**阀的政治斗争》第210和212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20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1）派系的隶属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2）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地图9和地图10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联系很稳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所示是在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分裂的”。（3）这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派系隶属关系和弱的、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关系。例如地图9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只是在他认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地图11表示山东在皖系势力之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1919年起已是督军的直系拥护者田中玉，在1923年被解除职务而被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系；在1923年这还不等于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4）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和其实际力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5）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胜。例如李厚基于1922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几幅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首领。
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都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期计划。每个军阀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而且他的目标的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的权力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派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是，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10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军队。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几个地方都在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1926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场大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1917至1924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153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400000中国元的总损失。1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人在华贸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表不断地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它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例如在1924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2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存在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在中国的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国人不顾1919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枪械的无尽需求。武器交易完全公正；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却资助挑选出来的军阀。例如日本在整个军阀时期明显地与中国的一些军阀有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及财政债务的紧密联系。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给段1.5亿多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但实际上却被段主要用于他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两个政府还缔结一项军事协定，规定日本提供援助、顾问和教官以编练中国参战军，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事业。但是这支军队从没去欧洲，只对扩展段的军事力量有用。在给段这一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许多冒险事业，形式上与中国企业家联合，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在那里保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务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决定的。由于皖系在1920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的关系的指导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野心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而不要卷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情。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提供武器而悍然违反武器禁运条例，因而他们帮助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制造他自己的武器。日本人以下面这种启示性说法说明他们给予张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要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借、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谓共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理方法，那么就可以使东三省的财源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地兴旺起来。1
日本和张的关系一点也不平稳。张继续使自己卷入全国性政府的事务，并在三次华北的战争中，置日本要他留在本地的希望于不顾。他不想作日本的傀儡，一有可能便坚持他的独立。然而日本依然把张看做在满洲可以利用的最好的选择，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保护他在那里的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人在起辅助作用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对吴佩孚进行干预。他们显然提供金钱以换取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倒戈，而且当1925年张的一个将领反叛并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干预，把张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中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杀了张；1928年，日军军官中的极端分子暗杀了他，希望引起可以利用来为日本谋取利益的混乱。
苏联积极帮助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于1924年转而反对吴佩孚并由此导致直奉战争结束以后，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他知道不久他将不得不和日本人所训练和支持的张作霖的庞大军队作战。从苏联的观点看，冯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词藻使他看来像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年俄国人都向冯提供武器、金钱、私人顾问和部队的教员。作为回报，他应当同意在他的部队里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地和国民党合作。冯接收了这种援助，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事情以阻止俄国人或国民党代理人使他的部队政治化，因为他知道那意味着他将丧失他的个人控制。
和张的战争终于在1925年年末到来，并很快变得对冯不利。1926年早期他让出他的指挥权，到苏联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大约五个月。冯希望他的离去将减少张作霖消灭他的部队的决心，但他也想开阔他对俄国领袖们、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思想体系的知识。冯和一个俄国顾问一道旅行，这个顾问对他进行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状况、党的体制问题以及所有中国人需要加入国共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团结并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进修教育。冯似乎已经真正为苏联的社会、苏联**的纪律和效力所感动。同时，他和他在中国的部队保持着联系，这支部队正在遭受一次大失败。秋季早期，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冯回到了他被击溃而锐气受到挫折的部队。
当冯抵达中国时，国共消灭军阀主义以及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已经在进行。冯整编了他的部队，并在占领河南时与这一军事行动配合。当蒋介石在1927年攻击**人时，冯有一小段时间成了俄国领导人的主要希望；他们要他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左翼和**人，并用他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对抗。但是冯迅速与蒋达成协议，并劝告俄国人回国。就此结束了俄国人对军阀政治斗争的卷入。1
英国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有最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对促进稳定的政府特别关心。当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拚命恢复他们在中国贸易中的突出地位时，稳定显得甚至更加重要。即使当混乱似乎预示整个中央政权的崩溃时，英国人也支持北京的政府。但英国人对段祺瑞的政府从不热心，这是由于它的亲日本的倾向性。他们欢迎段于1920年被直系打败，因为直系领袖们曾声称他们反对再借外债，他们还被英国人认为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者曾经断言或者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援助。但是新近的详尽研究断定，当吴悉心照料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图得到财政和军事援助时，英国和美国政府坚持中立并拒绝援助，尽管在华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吴从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了很多款项，这是在吴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对它们进行抵制的回报。1
1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年），第195页。 1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1916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职务而放弃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领。参见包华德和理查德·an’shand（扑克牌戏的两对，a和8，或j和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页。 1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年12月），第198—252页。 2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3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1 事实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这一动乱时期的配备武器的人数。齐锡生在《中**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第78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我这里所接受的估计。 1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1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1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页。 2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37页。 3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30页。 1 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报道、报纸和期刊的记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揭露性的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的简要而有见地的论述是齐锡生的《中**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30—145页。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55—80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多种多样和横征暴敛的性质。 1 齐锡生：《中**阀的政治斗争》，第36—76页。 1 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128—175、232—239页。吴应銧：《中**阀的一派：直系，1918—1924年》，载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年》，第249—274页。又见吴：《中国的黩武主义》。 1 加万·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 2 拉里：《地区和国家》。 1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简况。关于军队各系为首的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事史》，处处可见，尤其是第1卷第2部分。 2 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1975年10月），第15—21页。 1 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事史》，第2卷。 2 见地图9、10、11、12。 3 齐锡生：《中**阀的政治斗争》，第201—239页。 1 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政治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年4月4日。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文件，893.00/6206。 2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第152—153页。 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献》，1，《文献》，第525页。关于引文和上两段的某些方面，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56—59页。 1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63—169、177—179、197—202页。 1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钱，见罗赫德致马慕瑞，1925年9月19日，国务院，汉口档l，第2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年9月25日，国务院，汉口档，第8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24日，第207页；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1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动党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顿致马慕瑞，1926年7月1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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