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1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加，此后下降了。2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3许多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19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1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1922—1924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48%的农产品。2同样，卜凯在1921年至1925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料，也发现大约50%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3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4扣除包括消费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决非罕见。1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2另一方面，大农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1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2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第211—228页。 3 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1876—1915》为书名再版发行。 1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55页。 2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 月），第385页。 3 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 2月），第110—126页。 1 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期 （1965年6月），第193页至第206页；见第200页。 2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1卷，第103页。 3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1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338—414页。 1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44— 45页。 2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卷第3期（1965年），第614—632页；见第619页。 3 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 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1—19页；见第1页。 1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621—624页。 2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 中农家的比较》，第60页。 3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65—80页。 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 厂村》，见附录。 1 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 济组织》，第173—191页；见第186页。 2 同上书，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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