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的态势。1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10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的，并于19日离开这个小城，2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3
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4经过11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国民党军。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5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红一方面军，而**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1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nan—t′ung、2剑门、剑阁、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3张面临另一种选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和贺龙在南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证实，1935年2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误。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4由于王稼祥负重伤、周恩来承认错误、张闻天向毛靠拢，以及德国顾问奥托·布莱恩受贬，党的领导陷入极度混乱。在回忆1927年8月7日会议往事的气氛中，遵义扩大会议——包括对领导层不满的军方代表——选举**为三人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而苏维埃政府军事事务委员会仍由朱德领导。此外，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1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会师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争论——第一点，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那时有几名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1928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包括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但在遵义会议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势有所不同。张国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领导的合法性挑战，并改变革命的进程。
一般认为在两军会合时，与**的精疲力竭的红一方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员多，装备好，只是训练较差。张国焘完全知道**缺乏通过委员会讨论解决党内争端的民主传统，但他同意召开1935年6月24日的两河口会议。由于他的军事优势和确信苏维埃运动注定要失败，他或许希望他能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他，因为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处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议合法化的地位。这时张依然和党一起工作；他还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他的亲密同事陈昌浩曾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你弄清并批评中央的错误以促使领导垮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2张没有记下他的回答；他也没有批评领导。他宁愿在会上争论苏维埃运动过去是否成功，讨论如果他们全部北上与高岗、刘志丹会师，前途将如何。1换句话说，他在会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领导做检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从小处着手，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以少数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苏维埃政府。据推测高干会议将包括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代表。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议被采纳，他将获得他所觊觎的党的最高领导权。
但张国焘的建议将会抹去**领导的政府的阶级基础。尽管这个政府有一个温和的社会纲领，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但它将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2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无异于把**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党。毛获胜并不令人惊奇。但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折衷方案。3
为了弥合其他分歧，8月5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当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徐海东的红25军团的行踪，也没有人听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的传闻。会议没有再次考虑张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它集中研究北上问题。张国焘要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当场被否决，因为涉及党的事务不应只由两个方面军的代表讨论，代表的正当权限在于军务，如指挥系统和北上本身。4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问题都由总司令部决定，最后由以毛为首的党的三人军事小组批准。5因此，作为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委主席的**位居朱和张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服从张的问题，只是张蔑视毛。
这一蔑视表现在张国焘对“北上”的不同解释上。**的目的地是陕北苏维埃，但是张在会上争辩说，在决定长征下一步之前，部队至多只应到达甘肃的岷山和甘南。1张最为恼怒的是，毛开始与东路军2一起前进，张认为这是毛轻视他的权威。在毛看来，张要求返回阿坝完全是不服从命令。3这场争执后面隐藏着关于苏维埃运动前途的争论。如果这场运动被评定为成功的，而且继续下去会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陕北。如果苏维埃运动被判定是一次失败，那么最好重视张的劝告，把自己封闭在偏远的西康-甘肃的群山之中，以待来日。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接受张的判断和建议将导致接受张的领导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这样做。
由于**拒绝返回南方，**分裂了。此后不久，张国焘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谋已久的高干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以张为书记。4部队由临时中央指挥。三个月后，张的西路军遭到恶运——天气开始转冷，而四川军阀刘湘一再击败张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5同时陈昌浩进军甘南的企图遭到蒋军阻挠。6使张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军阀杨虎城提议订立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但受到冷遇。7
同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2日开始长征。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贺龙可能一路向北与**会师，不必跋涉半个中国。8另一方面，广东和广西的混乱状况给贺龙入侵南方提供了机会。1他大致尾随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师，当时受挫的张国焘被迫与毛的中央再度联合。**的叔父林毓英曾从莫斯科带回重新统一的折衷方案。新到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朱德和刘伯承，催促张北上。2张解释说，他长时间推迟重新开始长征是因为要训练他的部队，使他们能在甘肃走廊对付回族将军们的骑兵。3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直到他被说服重新长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订一项准备渡过黄河与回族骑兵作战的训练计划。4但是现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劝说者们所期望的陕北，而是黄河以北甘肃走廊某个地方。这个狡猾的计划是把毛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他的抗日前线，同时利用新疆或苏联作为他的后方。如果拟议中的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爆发，毛的军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战上，而张在毛后面保留自己的部队，又有俄国人支持，将成为中国**运动中唯一的强人。从另一方面考虑，渡过黄河对西路军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并避免冒被赶回毛儿盖陷入绝境的危险，西路军决不能留在黄河南岸。渡河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张的意料之外。西路军被国民党的回族骑兵歼灭。张向毛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了。随着他的分裂主义破产，他的背叛开始了。5
1 《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卷第93—94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 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等：《讨蒋言论集》，第41和133页；又见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第42页。 2 《剿匪战史》，第1卷，第107—114页。 3 《剿匪战史》，第1卷，第28—44页。 4 《**选集》，第1卷，第222页。 1 《剿匪战史》，第1卷，第54—67页。 2 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简 要历史》，第90页。 3 《剿匪战史》，第2卷，第170和239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卷第375页 上说，人民一转向**，就团结而高兴。 4 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卷，第467页和第4卷，第 683—685页。 5 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卷，第519页和王健民：《中 国**史稿》第2卷，第207—211页。 1 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卷和第3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到处。 2 刘培善文，《中国**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卷，第188 页。 1 《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2 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2卷 第266页），王健民著《中国**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 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 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43期，第34页。期诺关于这种战术是**的贡 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 恩）：《中国纪事，1932—1939年），第68页。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看到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3 《红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1 《**选集》，第1卷，第230页。 2 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258—259页；缪楚黄：《中国** 简要历史》，第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 页。 3 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 页；缪楚黄：《中国**简要历史》，第93页。 1 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 4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 1954年第2期，第88页。 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中国**幸存的史诗》中 有详细的叙述。 2 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史稿》，第624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个 石的行营主任。 3 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页；《春秋》，第49期，第14页。 4 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页。 5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 6 《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1 《剿匪战史》，第5卷，第883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13—14页。 2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薛岳：《剿匪纪实》，第 3册，第7—9页。 3 《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和50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 13集， 第87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页。 4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页。 5 同上书，第6页；《红旗飘飘》，第14集，第102—103页。 1 《明报月刊》，第49期，第78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9页。 2 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3 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页。 4 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0月26日与**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49页）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1 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期，第287页。**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卷，第363页。 2 《明报月刊》，第51期，第79、82页。 1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页。 2 《明报月刊》，第49期，第80页。 3 《明报月刊》，第50期，第88页。 4 同上，第51期，第81—82页。 5 同上，第51期，第79、82页。 1 《明报月刊》，第52期，第83页。 2 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3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4 《明报月刊》，第52期，第96页。 5 同注2。 6 《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7 同上，第48期，第85页。 8 《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页。 1 《剿匪战史》，第6卷，第997页。 2 《明报月刊》，第53期，第91页和第54期，第88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期，第89页。 3 《明报月刊》，第50期，第86页。 4 同上，第54期，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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