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从对国民党的一次攻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扩大了。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团同武装起义划清了界限，还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要走的形式是，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和随后制订的法规中规定的程序，选举他任正式总统（不同于他已得到的临时职位）。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在贿赂的干扰中，在一群气势汹汹的暴徒的恫吓下，1913年10月6日国会同意了。尽管如此，国会还是表明了它同袁的意图大相径庭，表明的方式是：选举袁任总统前，延长了投票时间；起草了一个对抗性的议会制宪法取代1912年的临时宪法。1913年11月4日，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有政治联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了活动能力。
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1914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了框架、在民国初年积极活跃在府县和县以下级别的数以千计的地方议会，现在都无一例外地全部被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经喧嚷一时的、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各省议会都被取消。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建设这种代议制结构的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说：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他们在当地的声誉的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并使他们站在他的敌人一边”。1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然被恐怖统治所压抑，但还是听得见的。
袁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加紧努力限制社会上自治的范围。在报刊两年不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以法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年12月，袁在陈述**独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1
现代西方经验比19世纪儒家的保守主义更熟悉这段话的语调。袁是在抵制新的提供参加机会的、激进化的民族主义的后果，而这种东西，当初曾国藩无须与之斗争。与此同时，袁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他是民族主义的保守派。
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混杂的反应，体现在独裁统治的纲领中。现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1912年和1913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可以争辩说，袁1913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提出来，1914年、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从部分意义上说，在实行紧缩方面，教育是一个例外。袁不断进行说教，论述受过教育的公民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1这些思想有计划的应用，就是特别重视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尽管普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靠地方筹措资金的学校的影响似乎有所增长。
袁的教育政策从整体上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湖北省谘议局老练的议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言外之意是，学习目的是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培养。袁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这一级以上的学校的经费。袁关怀精英分子的需要，为他们上升到文化特权者增加了“预科”这一条小小的渠道。总的说来，他的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保守主义的，但也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1913年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不那么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对这个时期的说明往往强调袁世凯人品恶劣、政见反动，所以关于独裁统治的实际政策的探讨就难找到了。人们受到修正主义者的诱惑，要去颠倒所有的评价。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敌视袁的描绘是以某些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人们可以详细叙述独裁统治下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鼓励经济发展，以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自然地保护国内工业制度中得到的好处。1而注意力最终必然还要转向政权的残酷及其根本上的失败。愚蠢的是，袁竭力强迫人们响应他。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还因为它激起了来自最可能支持他的社会高层、甚至他的副手和合作者的相反反应。
袁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他坦率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政的局面，而试图从帝国政治中挑选出某种挽回办法去补救。其结果，对他和他的政策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1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北京，1949年；首次印制于1945年。孙克复、樊树生：《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 1 罗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西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96—298页。 1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19—224页。 2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负责纠弹——译者。 3 黄远庸：《远生遗著》，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2，第246页。 1 对白狼帮伙的这种叙述是根据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年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里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4年4月）。又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17—164页。 2 比林斯利：《中国的盗匪活动》，第373页。 1 朱尔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1 《总统在政洽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此处据英文资料回译——译者。） 1 《政府公报》，956（1915年1月6日），第9页。 1 评价**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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