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在《虹》中以其非凡的大手笔艺术地再现了三代夫妻间的心路历程。在主题上，《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家继续了他在《儿子与情人》中对大工业生产严重侵蚀英国乡村的批判；另一方面，劳伦斯又开了英国文学先河——注重探索人的性心理，通过一家三代人的正常与非正常的两性关系的交往，以寻求建立自然和谐的性关系的可能性。家庭的第一代人汤姆·布兰温和莉迪娇生活平淡无奇。两人满足于两性关系的和谐，同时双方又感到某种生疏感，因此保持着各自的特异性，若即若离。应当说，他俩的婚姻关系较为圆满。然而，汤姆酒后溺水而死却象征着在工业化大潮的冲击下，这一代人的婚姻难逃厄运、不复存在的必然性。第二代人安娜与威尔在醉人的蜜月生活之后便开始了源于信仰分歧、感情挫折、性格冲突和争夺支配地位的无休止的争斗，从而陷入了精神的困境。一切都在平庸、沉寂中度过，而“人心的热情，它在人体消灭之前就早已死亡！”哀莫大于心死。这正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重点描写了第三代厄秀拉的成长与追求。厄秀拉是20世纪初一位愤世嫉俗又孤独迷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她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深刻，勇于探索，始终不渝地探寻爱的真谛、人生的意义。她满怀对现存秩序的叛逆精神，蔑视宗教，痛恨民主制度，抨击狭隘闭塞的家庭生活，要求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她对工业化社会造成的人的感情上的冷漠与虚伪极为不满，做了许多尝试以追求精神和**的满足。她的身上虽有强烈的反叛与探索精神，然而，她屡遭挫折，孤独失望，只有天空中飘浮的那道彩虹给她带来一丝安慰。这条彩虹象征现实生活的空虚和未来的美好，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圆满和谐的关系。
《恋爱中的妇女》是《虹》的续篇。小说描写了伯金和厄秀拉、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两对情人之间生生死死的恋爱关系。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作者对社会、对世人的失望。他的主人公成了他的代言人。书中不少说教式的表白使得他所追求和倡导的美好人际关系显得抽象和缥缈。伯金愤世嫉俗，是现代社会的悲剧人物。在他的眼里世界是混沌一片，人已经沦为社会的机器，已没有选择的自由。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大谈民主和友爱。他企图与恋人厄秀拉建立一种新型的恋爱关系，使“两人之间绝对平衡，就像星星彼此平衡一样”。厄秀拉虽然不赞成伯金的这些提法，但她对平静、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爱情所抱的真诚态度终于使她与伯金比较圆满地结合了。杰拉尔德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意志力的化身。他要主宰工业社会，结果却成了失去人性的机器。他冷酷无情，精明能干。精神的空虚使他企图从爱情中寻找补偿，但他那“独立的超群的意志”却使他不能真诚地爱任何一个女人。他那骄奢淫逸的性格使他不断地在身边换着他喜欢的女人。他变成了“贪得无厌的动物”。古德伦了解杰拉尔德，更了解她所生活的社会。她不想“在这个世界里爬上去”，与杰拉尔德结婚更不是她的归宿。最后，她跟随艺术家洛克去了欧洲，她感到在与洛克的相处中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确认。
这部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故事的发展似乎是由一个个不同的意象串连起来的。生与死的意象贯穿全书。伴随伯金和厄秀拉的是明媚皎洁的月光、清新怡人的树林。而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爱情关系的发展则伴随着一连串象征死亡的意象。杰拉尔德从小误杀弟弟，湖水中救出溺死的妹妹，以及杰拉尔德父亲令人毛骨惊然的死等。作家借用这些意象暗示杰拉尔德最终将葬身雪谷，他企图主宰社会的超常意志将和他的尸体一起埋葬在北欧的冰雪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英格兰中部。女主人公康妮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她在1917年大战中和出身贵族的克利福·查泰莱结婚。他们的蜜月刚过，克利福就重返前线，不久“一身破碎地被运返英国”，虽然幸免一死，但落得个下肢瘫痪，丧失了性功能。1920年，克利福承袭了男爵的爵位，和康妮回到老家拉格比。这幢18世纪中叶的建筑座落在一个“优美的满是橡树的老林中”，可附近却是烟尘弥漫的煤矿物。康妮很不习惯这座阴森森的宅第和附近的环境，唯一喜欢的是那个林园。正是在这个林园中，她邂逅了后来成为她情人的梅勒斯——克利福雇佣的守林人。康妮初识梅勒斯并非一见钟情，可对方却敏锐地注意到她有“一种渴慕着什么，不满什么的感觉”。
康妮在拉格比过了近两年的“毫无生气的日子，生命日渐衰萎”，几乎都给“闷死了”。她算是看透了克利福这类自诩为统治阶级的人，“内心坚钝无情”，“只有一种冷酷的虚荣心，没有温热的人道的接触”。康妮清楚地认识到，跟克利福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条。她要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只好一有机会就逃到她唯一的避难所——树林中去。在那儿，她可以呼吸到新鲜而自由的空气，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有力的、向上的生命。不久，她与梅勒斯有了第一次性关系。此后，康妮经常到树林中去和梅勒斯幽会，她深深地体验到：作为一个女人，她复活了。在这个尚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伊甸园，这对情人充分地实现了一种自然和谐的**关系。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富争议、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自1928年问世后，因其中对性和**的直露描写而被视为色情作品，遭到广泛而严厉地批评，在1960年以前一直被英国官方当作淫秽作品而禁止出版，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将它列为**。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西方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代评论界的观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是一本脏书。它干净、严肃并富于美感。如果我们坚持把它视为淫秽的东酉，这就正说明我们自己的肮脏。”实际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哲学思想、**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充分地展示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和扼杀，展示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与生命原欲、自然本能的冲突抗争。小说通过康妮与克利福和梅勒斯这两个男人的截然相反的关系的描绘，以更大胆直露的性描写肯定了主人公崇尚生命、探索生存价值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无情地抨击了资产阶级虚伪、自私的婚姻观和**观。它通过主人公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肯定了生活，肯定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对**的体验便是生命力和生存意义的体验，这与那些沉溺于感官的肉欲的动物式的**有着天壤之别。
透过小说表层的三角恋爱关系，人们发现，真正构成小说人物冲突关系的内在张力来自于两个阵营：克利福和梅勒斯，而女主人公康妮是处于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人物。
克利福是英国贵族的一员，一个继承了父亲的煤矿、庄园和爵位的绅士，同时又是一个完全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甚至成为其中一个积极成份的矿山主和作家。他是一个典型的文明人，信奉“工业先于个人”的原则，与自然格格不入。他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从是否对文明有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立场出发的。正像他的瘫痪和失去性功能所暗示的一样，在同自然的接触时他是瘫痪的（他只能借助机器和他人的帮助才能出门），在同人类情感的接触中他也是瘫痪的（他不存在任何正常人所有的**和性动能）。以上两方面的特性构成了克利福的本质。19世纪的绅士理性对人的异化和20世纪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这使他“有着机器一样的钢铁外壳，内部却是无骨的软体”。作家将他描绘成一个动物，可见对其厌恶之深。实际上，克利福已完全堕落，连一点起码的自尊也丧失掉了。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恬不知耻地要求康妮给他生一个儿子（至于跟谁，他不在乎），好使自己后继有人，保持“英国传统”。于此，作家深刻地、辛辣地嘲讽了他的冷酷和寡廉鲜耻。他与康妮的婚姻无疑是毫无情爱关系可言的，这种婚姻绝对不是“健康的或宝贵的”，而是死亡。克利福所代表的正是一个濒临死亡的文明。
与死亡相对立的是生命，与文明相对的是自然。小说中与克利福相对立的人物是梅勒斯，他所代表的就是自然，是自然中的生命。
劳伦斯是处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家。这是一个以现代文明和工业扩张为标志的时代。劳伦斯又是一个有目的的作家，他的目的是做这个时代的反对者。就在他动笔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前，劳伦斯就已经意识到，他苦苦寻找的能够拯救人类、拯救英国的英雄应该是一个站起来的、属于自然世界的男人，一个像太阳一样能发出强烈光和热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这个太阳般的伟大的能量来源于生命本能的激情，神秘的原始大自然和代表古老的血的意识的温柔品质。在小说中，作家将园林看守人梅勒斯描写成他自己的代言人，一个劳伦斯式的英雄。梅勒斯来自矿山的劳动阶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名退役的军官，他具有两种语言：一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是农民的。他对世界充满嫉恨，独自躲进了树林；在猎狗、野鸡、松树、山花的世界上，他生活得十分平静，独往独来，伊然是一个现代的自然之神潘。正是依靠他的健全的身躯和生理功能、他粗扩又不乏细腻之处的爱以及他同自然的亲密无间，梅勒斯才可能同自己的主人克利福分庭抗礼。他在揭露世界的黑暗、道出对世界与人类的看法的同时，又找到了出路：从文明社会复归到残余的自然天地中去。梅勒斯来自于大自然，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后经历过暴风骤雨。何是何非，有比较方能有鉴别。正由于此，他才重新回到了大自然中去。这也是作家安排他具有双重身份的匠心所在。
梅勒斯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保持着独立和纯洁。作家突出了他的性能力，把他描绘成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充满了活力的自然人。他不仅自己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还能将生命力赋予被文明社会禁锢的奄奄一息的康妮。从此，他结束了隐士生活，重新走出来直面人生，直面社会，再次进入工业文明的喧嚣中去。梅勒斯站出来与工业文明抗争，与理性搏斗，他想用他的能量和勇气来给人类社会重新注入活力。梅勒斯的重返社会，并不是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它的敌人重返战场的。在小说结尾处，梅勒斯为他和康妮找好了出路。他们将有自己的小农场，他们将永葆活力，获取自我的完善。在这一场理性和原始的殊死搏斗中，原始终于战胜了对手。梅勒斯像一轮骄阳，有足够的光和热去融化任何坚冰。
女主人公康妮是劳伦斯小说中多个女性逐步进化来的，因此，也是作者笔下最完美的女性，她把寻找真正爱情的过程看成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她是克利福不忠实的妻子，是梅勒斯的狂热的情人。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一层表面社会地位和关系剥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另一层象征性的关系：康妮是一个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人。康妮最终抛弃查泰莱夫人的地位而投入守林人梅勒斯的怀抱，实际上是她最终否定自己的文明人格而选择自然人格的一种隐喻。
康妮从文明人到自然人的转化，是通过**来完成的。在文明的世界里，康妮得不到真正的**，而最初与梅勒斯发生关系时，她仍然是一个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双重人格的人。她对**的渴望仍属于一种精神或理性的东西，那是克利福式的“残废”的爱，因此她畏惧、犹豫甚至厌恶她与梅勒斯的行为。渐渐地，这种理智变成了痛苦，她开始感到一种自惭的悲哀。她承受不了本能的压力，又摆脱不掉文明的人格对她的桎梏，直到她的自然人格真正复活，直到她在这种复活的驱动下彻底抛弃了作为查泰莱夫人这一个文明的躯壳之后，康妮才第一次真正地成了一个女人，这个20世纪英格兰的夏娃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亚当，找到了一块他们曾经失去的自然乐土。
康妮通过**的途径所走过的从文明人格到自然人格的蜕变过程，阐明了劳伦斯的一个信条，那就是：“个人之间的温存与激情能超越意识和人格的界限，同样是这种个人之间的温存和深深的激情能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精髓”。现代人的生命复活必须通过一种纯洁的爱的方式来完成，而这种爱又意味着彻底突破意识、理性和个人的壁垒，超越原有的自我，也意味着抛弃工业文明的残废的道德、伦理等等。只有这样，人才能把自己从现代工业文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重新恢复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康妮同守林人的性的结合使她超越了原来的自我，超越了原来文明的存在状态，这就意味着她也超越了作为一个社会中的文明人的痛苦；而这种超越的结果，是她与自然的亲近，和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康妮与梅勒斯和谐完美的**关系总是在大自然中进行。性行为仿佛是一种与天地同行的自然韵律。他们进入到灵向交融、自我超越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融为一体了。
对**的大段大段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特征。**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是一个具有极深刻和丰富的象征意义的主题。劳伦斯给朋友写信也谈到：“我总是力图……使性关系（在人们眼中）变成有意义的和珍贵的，而不是可耻的。……这是一部性小说，但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性小说。……我真诚地相信需要建立一种东西——性的意识，因为这是所有真正的美和温存的源泉。这两种事物……可以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因此，作品中对性行为的明白的具体的描写是劳伦斯这部小说的生命，删掉它们就会使这部小说失去它的艺术价值和道德价值。作家带着诗意渲染了主人公在探究性秘密时的惊异和赞叹。小说的第五章开始对**作了一次胜过一次的描述。这绝不是作者在制造轰动效应，这种描述在作品中也绝非可有可无。作家对每一段**的描写都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对**场面加以渲染，其宗旨是歌颂人性的复归。这种对人性复归的浓抹重彩正是劳伦斯对现代工业社会扼杀人性的强有力的抨击。
比喻和象征的运用是小说的另一大特色。纵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和场景都是某种象征。正如美国评论家马克·肖勒指出的，这部小说“每一样东西都具有象征意义”，直到“最后整个小说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读者就像能记住一张画一样记住小说”。生机盎然、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守林人的小屋象征着万物复苏的根，而死气沉沉的拉格比庄园则是伪善、颓败的英国上流社会的缩影。离格拉比庄园不远处的矿区是一片“铁与煤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迷醉着那些‘东酉’，胜利着，或惨败于那机械化的贪婪或贪婪的机械主义铁蹄之下”。这正是19世纪后期大工业迅速发展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灾难的真实写照。矿主克利福是只有意志没有激情的资产阶级代表，他下肢瘫痪上肢发达象征着英国资产阶级的重理性不重情感，重精神不重**。出没于朦胧、幽静、生机勃勃的树林的守林人梅勒斯过着劳伦斯一贯提倡的“自然人”生活，他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男性的象征。……小说中的象征手法的运用比比皆是，其意蕴深远，读后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现代人的罗曼史。它所表现出来的对工业文明的唾弃和对自然的向往是动人的。虽然主张抛弃文明、复归原始的思想有偏颇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过分地指责作为艺术家的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富于诗意的罗曼史自有其不可否定的价值。至少，它会给这个多难世界中的人们以慰藉和勇气。正如小说开篇所言：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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