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20世纪是人类历史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和解放、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等等，让人难以平静。同时，20世纪又是人第三次被发现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人们更侧重于肯定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火热斗争中，转化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体现出主人翁的崭新姿态。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各种非理性的哲学社会思潮，人们发现自身更加受制于环境，人在现实面前不仅无能为力，传统文学中的英雄气概正在丧失，而且已经异化成为非人，成为荒诞的存在，处在一个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精神荒原”上。
20世纪文学是20世纪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折射，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性。但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创新的传统文学，和反传统的、具有强烈内倾性、实验性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一、影响文学的诸要素
l.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受压迫阶级的解放吹响了号角。之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领导本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增强了人民的信心，焕发了人民的热情。这就构成了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内容。
2.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灾难，不仅破坏了物质文明、毁灭了数不清的生命，而且摧毁了人类关于自身和世界前景的乐观信念，使世界的秩序、传统的道德观念彻底崩溃，让敏感的知识分子悲观失望。但是，它也唤醒了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的觉悟，激发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中去。所以描写战争的灾难和感受、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凶残，歌颂英雄主义等，也成为20世纪传统文学的内容和主题。
3.社会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种种矛盾如劳资矛盾、物质增长与道德堕落、工业文明与人的本质的失落等，仍然吸引着20世纪作家关注现实；而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使一大批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从而急剧地向左转，形成“红色的三十年代”的格局，使得左翼文学蓬勃发展。另外。苏联国内的种种矛盾也使得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增加了批判性和现实性。
4.现代哲学社会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哲学社会思潮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不仅影响了现代主义文学，而且也影响了20世纪传统文学，使它们获得了新的思想和视角，为“向内转”提供了条件；而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某些技巧也丰富了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段。
二、文学特征
l.20世纪传统文学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张扬人道主义的传统，反映复杂的阶级和经济关系，反映弱小者的苦难和建设新生活的历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呼吁人类和平，支持弱小民族，在政治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20世纪传统文学更注重人的精神和个性探索，注意挖掘物质对精神的重压以及随着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丧失而来的悲观厌世、空虚无聊、失落无依之感，尤其注重写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3.艺术上，20世纪传统作家仍坚持文学反映时代的现实主义原则，注重情节结构、形象和语言的完整连贯.但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如象征、荒诞、意识流、多层次立体交叉结构等等，并从其它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新闻报道中借鉴了一些有益的方法。凡是成就突出的作家，往往是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在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传统文学倾向的作家占了一大部分。
三、文学状况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诞生了苏联文学。
苏联文学有着鲜明的特征：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结合时代和新的文学要求，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战斗性和乐观主义色彩；植根于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生活土壤，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无产阶级思想观察和描写现实，表现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规定为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要求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个人崇拜、极左思潮导致文学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对现实主义作了狭隘的理解，忽视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非现实主义文学，讽刺性作品曾受到冷落排斥，并忽视文艺的娱乐、审美功能。
苏联文学的发展，随着重大的社会变迁和文艺思潮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1917年至30年代初。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文艺领域内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作家队伍复杂，文艺思想混乱，派别林立，团体丛生，相互论战不已。除十月革命前夕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外，其影响较大的有“谢拉皮翁兄弟”、“岗位派”等。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永不休止的论争，导致了20年代上半期苏联文学界的复杂现实。为匡正思想偏激，结束混乱局面，使作家能集中精力致力于创作，促进文坛的繁荣，俄共（布）从文学论争的实际出发，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鲜明地体现了既反“左”又反“右”的辩证观点，对统一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思想，广泛团结作家队伍，加强党对文学的领导，促进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后，不同团体和流派的作家思想上有所接近，一大批“同路人”作家向党组织靠拢，一大批年轻作家迅速成长，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迅速壮大，这就为苏联作家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7）的《铁流》、富尔曼诺夫（189——1926）的《恰巴耶夫》以及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这3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在这个时期问肚的。
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放开喉咙歌唱》（1930）揭开了30年代诗坛的序幕。别德内依（1883一1945）、叶赛宁（1895——1925）、勃洛克（1880——1921）等著名诗人，都从不同角度拨动时代的音弦，唱出了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当时小说创作逐渐趋于繁荣，主要作品有拉甫列尼约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1926）、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白卫军）（1925，未全文发表）等。表现劳动热情，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开始出现。左琴科（1895——1958）的讽刺性小说也崭露头角，但有争议。扎米亚京（1884——1937）于1921年创作讽刺性小说《我们》（未能在当时发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戏剧创作也出现了初步繁荣。较著名的戏剧作品有：特列尼约夫（1876——1945）的《柳波芙·雅罗瓦姬》（1926）和《涅瓦河畔》（1937），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的《乐观的悲剧》（1933）等。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是一位以诗歌为武器的宣传鼓动家和诗坛上的革新者。他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为苏联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光辉的道路。他早年受未来派影响，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抗议，辛辣地讽刺和抨击了沙俄社会的黑暗腐朽。他的主要诗作有长诗《穿裤子的云》（1914——1915）、革命抒情诗《向左进行曲》（1918），长诗《一亿五千万》（1920）等。国内战争时期，他投身于“罗斯塔之窗”的革命宣传工作，两年内写了600多首诗，在揭露敌人、鼓舞人民斗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讽刺诗《开会迷》（1922）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1924年创作的长诗《列宁》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长诗《列宁》塑造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歌颂了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巨大贡献，表明列宁及其事业将永垂不朽。1927年，诗人写成长诗《好！》，这是继《列宁》之后的又一力作。《好！》描写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诞生、巩固到繁荣昌盛的全过程，被誉为苏联革命的英雄史诗。他的讽刺喜剧《臭虫）（1928）和《澡堂》（1929）尖锐抨击了种种不正之风。1930年发表的《放开喉咙歌唱》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纲领和20年创作的总结。
二、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苏联作家协会建立，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作家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去，以各种不同的体裁，各自不同的体验，创作出了大批作品，苏联文学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红色的30年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阿·托尔斯泰（1883——1945）《苦难的历程）（1920——1941）写出了知识分子同人民的结合过程。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揭示了新人的成长。小说的繁荣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成熟。
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导致一些作家被捕。阿赫玛托娃（1889——1966）和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等人的作品，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等当时均未能问世。
卫国战争中，作家们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创作出了大量的各种体裁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的诗篇、西蒙诺夫（1915——1979）的中篇《日日夜夜》（1944）、法捷耶夫的长篇《青年近卫军》（1945）、柯涅楚克（1905——197）的剧本《前线）（1942）等都反映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这个时期，文艺评论的严重错误和极左路线，给文坛带来一定危害。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的粗暴批判，“无冲突论”的抬头，不但严重伤害了许多作家，大大挫伤了作家们的创作积极性，而且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作品大量出现，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金星英雄》、包戈廷的电影剧本《带枪的人》等即是此类作品。这种不良现象和恶劣倾向，直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在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得以比较彻底的纠正。尽管这样，这一时期仍有波列沃依（1908——1981）塑造英雄人物的《真正的人）（1946），柯切托夫（1912——1973）描绘工人家庭的《茹尔宾一家）（1952）等好作品问世。
三、50年代至90年代初。50年代，苏联文艺界展开对“无冲突论”的批判。接着当局进一步号召苏维埃文学和艺术“积极干预生活”，“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于是，一批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作品出现了。苏联当代文学的“第一只春燕”奥维奇金（1904——1968）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打出了“暴露文学”的旗帜。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概括和剖析，大胆提出了战后农村存在的官僚主义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的社会问题。作品发表后，立即在评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后，特罗耶波利斯基（190一）的《农艺师手记》（1953），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的《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1953）、不称心的女婿）（1954）和《死结》（1956），女作家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征途中的战斗》（1957）和《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1954），扎雷金（1913一）的特写集《今年的春天在蒲扬诺夫卡》（1954），杜全采夫（1918——）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1957）等一系列以“写真实”著作的作品纷纷问世。列昂诺夫（1899——1944）的长篇《俄罗斯森林》被称作半个世纪以来俄国人民的真正史诗般的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林学家维赫耶夫的坎坷一生，极力探索人生幸福的哲理，揭露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俄罗斯森林作为一种象征贯穿于作品始终。
作为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的是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1954，第二部1956）。解冻文学的作家作品还有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日瓦戈医生》（1957），索尔仁尼琴（1918一）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一1971）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2）等。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了苏联集中营的生活，开启了“集中营文学”的先河。
爱伦堡（1891——1967）的小说《解冻｝）（1954——1956）写的是1953年冬季至1954年春天这段转折时期某工厂发生的变化。小说塑造了一个自私、保守、僵化的官僚主义典型茹拉甫辽夫。他是工厂厂长，但不关心工人的死活，只追求高指标，结果造成了工人死亡的严重事件而被撤职，妻子也和他离异。由于这部小说题材的敏感和重要，反映的是“关心人”、“爱护人”这一主题，很富有时代性，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快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引人注目的作品。西方评论界把这股文学潮流称之为“解冻文学”，认为小说的结尾“你看，到解冻时节了”的“解冻”影射斯大林“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春天就在眼前了”。“解冻文学”开启了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另一途径。
在“解冻”思潮推动下，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经过长期构思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该书于1956年曾向《新世界》杂志投稿，未能发表。1957年，这部作品在意大利出版后5！起轰动，很快译成15国文字。1958年瑞典科学院宣布授予作者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十月革命前20年到革命后1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知识分子日瓦戈从投身革命到对革命的现实不满的过程。他既反对反革命白匪军的惨无人道，又不赞成革命的暴力，思想恐惶，命运坎坷。小说被西方利用，他们通过日瓦戈医生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人道”，宣传“知识分子不接受十月革命”，“怀疑**”。苏联国内对此反应强烈，作协立即决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共青团中央书记要求驱逐作家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以公开信的形式作了检讨，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
1956年底，肖洛霍夫的著名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发表，成为文坛的一件大事。该作品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不仅暴露法西斯侵略的罪恶，更描写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悲剧，在苏联当代文学中具有开拓意义。此后，这类作品纷至沓来，它们在艺术上震撼人心，催人泪下。
60年代前后，一批青年作家崛起。一些受《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响而重视细节真实、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问世，在战争题材的创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这类作品大多以前线的“一寸土”、“弹丸之地”为背景.刻画在战争岁月中普通战士细腻的内心世界，感染力极强。著名作品有巴克兰诺夫（1923一）的《一寸土）（1959），邦达列夫（1924一）的《营队请求火力支援》（1957）和《最后的炮轰》（1959），贝科夫（1924——）的《第三颗信号弹》（1962）和《前线纪事》（1963），阿纳尼耶夫（1926一）的《坦克成菱形前进》（1963）等。这些小说大都描写普通士兵、下层军官在战场上的遭遇和真实的感受，描写范围较小，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寸土”文学。这种作品时间跨度不长，但对战地环境、战争气氛描写得非常逼真，因此又得名“战壕真实派”。这派作家十分强调描写的真实性，尽力克服粉饰现实的倾向，突出战壕真实，渲染战争的残酷，突出普通人在战争中的不幸，描写无谓的牺牲和人的求生本能等。这些作品，较之过去的同类题材小说，在对普通人的刻画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中揭露农村阴暗面，鞭挞官僚主义，积极干预生活的作品占主导地位。奥维奇全是其主要代表。50年代初他发表了《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之后又发表了《在前沿》（1953）和《在同一个区里）（1954）等作品。《区里的日常生活》通过包尔卓夫和马尔登诺夫两个区委书记不同领导作风的对比，揭露苏联农业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弊病，在苏联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同一个区里｝）矛头不仅指向农村中的官僚主义，而且指向他们的后台——更高级、有资历、与莫斯科的最高官员有联系的人。奥维奇金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拓荒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艺政策上，提出“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的口号，要求文艺适应苏联的远景发展规划，适应发达的科学技术。这个时期的文坛趋于平稳，总的倾向是：强调写“正面人物”，写“时代真实”，写“生活的美”，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则是一种“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的体系”。60年代初期“战壕真实”的写法开始与“司令部真实”结合起来，即既写前沿阵地血肉搏斗的激烈场面，也写高级指挥人员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力求反映战争或战役的全貌，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概括，表现出当代人对历史事件的规律性认识。这样的作品人物众多，上至大本营的最高统帅，下至战壕里的士兵，情节发生的地点忽而前线，忽而后方，因此多用复式结构，多层次多线索，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历史画面，被称为“全景文学”或“全景小说”。代表作品有西蒙诺夫（1915——1980）的军事题材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1957——1971），恰科夫斯基（1913一）的《围困》（1968——1975）等。
西蒙诺夫的军事题材三部曲，从一个侧面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卫国战争从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1944年夏天苏军全面反攻将德军赶出国境的全过程，对战争事件作了全景性的描写，在卫国战争题材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是战争题材小说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部。全书180万字，分5部，从卫国战争的前一年写到1943年列宁格勒围困被解除整整4年的战争。小说描写了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表现了卫国战争中的重大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真实情况。《围困》像一部编年史，以列宁格勒保卫战为主线，把前线战争与外交斗争以及苏联国内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塑造了斯大林、莫洛托克、伏罗希洛夫、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形象。
除了这些史诗般、全景式的长篇小说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其它战争题材小说问世。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斯坦德纽克的《战争》（1970——1980），贝科夫的《活到黎明》（1972）和《方尖碑》（1972），华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等。
近十多年来，苏联文坛大量涌现出道德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以其数量多、内容涉及面广而引人注目。1969年艾特玛托夫（1928一）的《白轮船》发表，开始了道德探索题材的文学走向。
《白轮船》用童话形式写现代人的生活。小说通过一个男孩和他外祖父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善”与“恶”的斗争并探讨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除文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外，影响较大的道德题材作品还有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滨河街公寓》（1976），利帕托夫（1927——1979）的《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1969），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的《毕业典礼后的夜晚》（1974），邦达列夫的《岸》（1975）和《选择》（1980）等。
《滨河街公寓》写格列勃夫这个精于权术、阴险狡诈、见利忘义的野心家踩着别人向上爬的发迹史。作者用阴沉、激愤的笔调，批判了苏联社会上层的某些权贵人物，勾画出双重的生活图像：一是人们所拥有的住宅、衣服、地位所造成的幻影，另一个是由人们的思想道德风貌所代表的真象。作者在这里提出了净化当代人心灵生活的重要问题。
拉斯普京（1937一）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是另一类的道德题材作品，属于道德反思、心理探索、良心谴责类型，提出了“人活着是为什么”的问题。阿斯塔菲耶夫表现破坏大自然、践踏人类道德的《鱼王）（1976）和特罗耶波利斯基（1905一）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等也属于道德探索题材的优秀之作。
70年代崭露头角的苏联青年剧作家瓦连全·切尔内赫于1977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道德探索题材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1979年被拍摄成电影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剧本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切尔内赫运用了一个新的视角，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就一个寻常的题材发掘出深刻的社会内涵，通过以卡捷琳娜为代表的几个人物的命运，展示了普通人的日常悲欢，反映了苏联社会日渐突出的家庭、婚姻、道德等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共鸣。
此外，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大量受到批判的作家恢复了名誉，左琴柯、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1891——1940）等作家的作品得到出版，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作品纷纷出现，苏联文坛形成了一股“回归文学”热。
总之，当代苏联文学作品的内容比较严肃，艺术手法丰富多彩，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继往开来的”阶段。当然，随着1992年苏联国家的解体，苏联文学也就成为一个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了。
法国的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然而，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社会生活日益现代化和复杂化，人们的审美需要呈现多元化和趋新化，任何创作方法本身不可能泯古不化。本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同以往的传统文学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异。其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开创了长篇小说新体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杜·伽尔的《蒂博一家》就是其代表。这类作品都是百万字以上的宏篇巨著，比一般的长篇小说容量更大，展现的社会生活画卷更广泛。它们描写的往往是整整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再现的不仅是法国社会，而且是整个西欧社会的风貌和时代风云，因而作品具有史诗般规模的壮阔性、历史发展的深刻性和现实生活的宏观性。二是心理刻画向内心世界深化。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一向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本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弘扬传统的基础上，又受到了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的影响，更加重视人的内心生活的真实性。作品不再停留于对环境和人物的外表形貌作细节描绘，而是向人物的心理深层开掘，内倾化的程度明显提高。即使是长篇小说，在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铺垫上，着重展现的也是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是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清教徒。家庭严厉的清教道德的束缚，使他的精神受到严重压抑。1893年，纪德因结核病到阿尔及利亚等地疗养，在这里他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决心与清教徒传统断然决裂，做一个自由不羁的人。纪德的创作思想比较复杂，他非常重视自我，要求发展自我，但对如何对待自我则非常矛盾。他时而蔑视一切传统道德，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和享乐至上，是个“非道德主义者”；时而又要求克己、约束和承担责任，是个忠诚的清教徒。政治态度上的摇摆，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
纪德的创作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伪币制造者》中的主人公爱德华——纪德的化身在日记中写道：“直到如今，我的作品全受我的趣味、我的情感以及我个人的经验所孕育，在我写的最好的句子中，我还能认出我自己的心在那儿跳动。”而且他的每本书往往只反映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它们之中有的相容相补，有的则相背相斥。早期影响较大的小说《地粮》（1897），通过一个圣哲对他的弟子进行教诲的形式，宣扬了人生来有权享受一切的主张。《背德者》（1902）也是一篇个人主义者的潜在的辩护词。主人公米歇尔因病到北非治疗而获得了人生自由的一段经历，与作者青年时代的经历完全相同。米歇尔对清教家庭的叛逆情绪变成了一种蔑视一切传统道德的自由放纵。纪德的“非道德主义者”的称谓由此而来。《窄门》（1909）则相反，宣扬清教徒的自我克制和对上帝的忠诚。少女阿丽莎为了死后灵魂上天堂，忍痛割舍了与青年瑞洛姆的爱情，因为她认为通向天国之门一定非常狭窄，是容不得两人同时通过的。在这种宗教热忱中透出了浓厚的悲观情绪。《梵蒂冈的地窖》（1914）又来了个大转折。它以一伙歹徒企图抢劫梵蒂冈教皇的财富为中心情节，塑造了一个“无动机行为”的典型。此人无论是救人还是杀人都是无缘无故的，是他绝对自由意志的表现。《田园交响乐》（1919）来个否定之否定。通过一个新教牧师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自己收养的盲姑娘的故事，指责了神圣人员为肉欲所惑而造成的可悲后果。《伪币制造者》（1925）是纪德唯一的长篇小说，从中能窥到他全部的创作经验与思想矛盾。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之一，便是对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忧虑。它借爱德华之口为青年指出了一条人生道路：“最好顺着自己的天性，只要向上。”作品中几个误入歧途的青年最后都回到家里，走上正道。这部作品明确否定了他以前的非道德主义和个人主义。
纪德创作上的另一特点是，在艺术上他反对造作和封闭，主张借鉴一切可以遵循的方法。法国评论家布朗写道：“纪德是两种文学观念的交会点，是把创作杰作的幸福置于一切之上的传统艺术和不在乎作品、准备毁坏自己以达到不可通达之境的作为实验的文学的交会点。由此产生了他的双重命运。”纪德非常推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提出要把英俄小说艺术引进法国小说界。同时他也受到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伪币制造者》是一部“连环小说”，采用了雕刻艺术上的“纹心”方法，即在一个纹章中心再刻上一个相同而较小的纹章。小说的中心人物爱德华是个小说家，他也在写一部题为《伪币制造者》的书，并通过他的日记记录了他构思的过程。作品在情节结构上似乎来去无踪，人物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也不十分清楚，主要写人们的心理动态及其感情纠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风靡50年代的“新小说”的先声。但总的说来，这部作品在情节发展上还是有较严密的内在逻辑性。《田园交响乐》探讨的也是有关人的心灵的问题，但在风格上与《伪币制造者》不一样。它那明丽婉约的抒情笔调，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发人深省的宗教道德问题，使之成为一部典范的传统小说。纪德78岁高龄时获诺贝尔文学奖。
马丹·杜·伽尔（1881——1958）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律师家庭，在天主教学校上过学。中学时代，他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之后，对这位大师特别崇拜。1899年他进宪章学院攻读历史和中世纪建筑学，毕业后任职于巴黎国家古典文学文库。一战期间他应征入伍，战后辞去公职，隐居于诺曼第的乡间潜心创作他构思多年的《蒂博一家》。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
《蒂博一家》（1922——1940）是由8个部分组成的一部长河小说。“保卫某些重新受到威胁的有价值的东西，反对战争力量的不祥传染”，“让忘记往事的老人，不知道或轻视往事的年轻人回忆起过去的惨痛教训”是本书的创作意图。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描写和平的家庭生活之后，在最后二卷中就“力图再现1914年总动员前欧洲的不安气氛”，侧重写了蒂博兄弟与战争的关系，把他们的个人命运与西欧广大人民的命运融化在一起。
艺术上，《蒂博一家》明显地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特别在结构布局上与《战争与和平》十分相近。作者把和平生活与战争生活有机地衔接在一起，从而揭露了这场战争给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作品在忠于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同时，又运用意识流手法，加深了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描写，尤其是对雅克的叛逆心理和蒂博临终前的忏悔心理的刻画，细腻而深刻，又不乏真实感。此外，作品中人物的对话很精彩，这也是揭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著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在高棉丛林中搜寻过古代文物，在西贡办过报，参加过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战后成了戴高乐的得力助手，访问过新中国，会见了**、**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马尔罗的小说成就很高，其主要特色有两个方面：雄浑的气魄和深邃的哲理。“他整个一生，都向往一种气魄雄浑的文学”（莫洛亚）。这种雄浑的气魄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题材和与此密切相关的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他的作品不以抒写纤细的感情世界为主，而以反映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宗旨。《征服者》（1928）和《人的命运》（1933）以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前者描写了1925年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后者描写了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的“四·一二”大屠杀。尽管作者不能正确把握中国革命的实质，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大搏斗，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现了深深的同情。《希望》（1937）则再现了西班牙人民和**人抗击佛朗哥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斗争。这些重大题材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英雄或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如《征服者》中的革命家加林，《人的命运》中的**员乔·陈和卡托夫，《希望》中的共和**队指挥员马努埃尔和国际飞行中队长马宁，《王家大道》中的冒险家克洛德和佩尔肯等。
马尔罗小说中的哲理性的思想基础是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即凡是人都被判处了死刑。这一理论首先在《西方的诱惑》中提出。它通过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欧洲是“一座大坟场，整个世界处于阴风怒号的沉沉黑幕之中”，而人类则眼见主宰着生活的影一种本质的荒诞”。马尔罗的“荒诞性”哲理的内涵具有两重性，既有对荒诞的反抗和挑战，又有悲观绝望的情绪。尽管加林认为“人类被荒诞的力量所驱使”，但他仍倡导一种不忍受哲学。《人的命运》中的乔参加**就是为了通过革命摆脱人对命运的无能为力的状况，实现人的力量、尊严和价值。可见，这种荒诞性哲理又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法国评论家称之为“一种绝望的人道主义”。作品中的一些主人公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单枪匹马地蛮干，结果无谓地牺牲了。
圣·埃克絮佩里（1900一1944）虽非专业作家，但却独树一帜。他是个专业飞行员，因而绝大部分作品都以航空生活为题材，主要记叙作者本人的航空经历及感受。代表作是《夜航》（1937）。小说热情歌颂了飞行员出生入死的英雄主义精神，探讨了人生的真谛，精神境界很高。作者以细腻传神的笔触描绘了一般人未曾见识过的天上奇观，令人大开眼界。他的文笔遒劲明快，富于热情，得到普遍的称赞。
本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传统文学，其成就远不如上半叶辉煌，但也出现了一批坚持传统创作原则的后起之秀，有的老作家在这个阶段继续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
安地测·莫洛亚（1885——1967），著名的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他出生在阿尔萨斯的一个工厂主家，中学毕业后曾在自家的工厂当了10年厂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服过役。莫洛亚写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但在他创作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传记作品，有14部之多。最著名的有《爱弥儿或雪莱传》（1923），《茉莉亚或乔治·桑传》（1952），《奥林匹欧或雨果传》（1954），《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传》（1965）等。最后一部是他80高龄时写的一部杰作，探讨了巴尔扎克与《人间喜剧》之间的血缘关系，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赞扬，被誉为是传记文学大厦之巅的冠冕之作。莫洛亚传记的主要特色是文史结合，作为历史，要“务求其真”；作为文学，要“力求其美”。他的传记材料翔实，判断严谨，同时曲折有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者深有体会地说：“传记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显示从看似平庸的人生里，怎么迸发出超凡入圣的业绩来。我力图从传记人物伟大的人生里抽取富有小说情趣的细节。”他的传记作品有“传记小说”之称。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1903——1987），著名女作家，主要创作成就是小说。其特色是把现代的文学意识同高雅的古典风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新古典主义”之称。代表作是历史传记小说《阿德里安回忆》（1951）。
亨利·特洛亚（1911一），著名的小说家和传记作家。原名列夫·塔拉索夫，生于莫斯科，1920年随父母移居法国。他既赞赏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推崇法国的巴尔扎克和左拉。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埃格尔蒂埃尔一家》（1965）写法国一个大家庭的故事，笔触准确细腻，具有鲜明的历史真实感。他的短篇小说也很出色，其中《最好的顾客））k炙人口，曾被选入我国初中语文教材中。
埃尔韦·巴赞（1911一），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他起初以写诗步入文坛，是巴黎的一个名曰“贝壳”的诗人团体中的重要组织者。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代表作是《勒佐一家》三部曲（《拳中蛇》，1948；《灭亡》，1950；《猫头鹰的rg声》，1972）。这是一部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多卷小说，带有自传性质。作品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了一个青年让·勒佐对其家庭、特别是对他母亲的抗争与叛逆的故事，表现了现代青年的觉醒、作品在冷峻、幽默的风格中“含着哀怨，含着讽刺”。
另外，巴比塞（1873——1935）的《火线》（1916），古久里（1892一1937）的《童年》，阿拉贡（1897——1982）的《红色**》和《受难周》等在社会主义阵营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20世纪英国传统作家有曼斯菲尔德、高尔斯华绥、戈尔丁、威尔斯、奥威尔、毛姆、多丽丝·莱辛、克罗宁、格林、康拉德等。
曼斯菲尔德（1883——1923）是20世纪初期英国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她的短篇小说是英国短篇小说成熟的标志。其创作着眼于常人常事，并能使读者从中领悟到不平常。在塑造人物方面，她极少为人物画像，也不花许多笔墨去描写人物的言谈举止，而是用大量篇幅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描写准确、细腻。她还经常运用内心独白，让书中人物直接吐露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感觉。此外，故事情节在她的作品中极不重要，而细节在她笔下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20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牛津大学法学系毕业。他用了23年的时间（1906——1928）完成了《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有产业的人》（1906）、《骑虎》（1920）、《出租》（1921）。
《有产业的人》讲述的是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资产阶级福尔赛家庭几代人的故事。索米斯是个整个灵魂都浸透着铜臭的典型的福尔赛。他除了具有很浓的财产意识外，还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他要拥有世界上一切美丽的东西，包括美丽的妻子和漂亮的名画。他把美貌的妻子视作他得以炫耀的“产业”，他坚信财产是生活和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唯一基础。他以为供给漂亮的伊琳过阔绰的生活，为她盖别墅、买宝石别针就可以占有她的爱情。然而这一切不但不能讨得伊琳的欢心，反而引起了伊琳对他的鄙视。伊琳，这个穷教授的女儿，是因为要摆脱后母的冷酷才嫁给索米斯的。她鄙视金钱，追求美，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这就是她之所以喜欢建筑师波辛尼的原因。
威廉·戈尔丁（19if——）的主要作品有《蝇王》（1954）、《继承人》（1955）、《品契·马丁》（1956）、自由堕落》（1960）、《塔尖》（1964）、蜗禅）（1971）、《看不见的黑暗》（1979）、《过界仪式》（1980）和《纸人》（1984）等。
《蝇王》是戈尔丁的代表作，是典型的“荒岛小说”，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它根据罗伯特·迈克尔·巴伦坦的小说《珊瑚岛》的情节和人物编撰出来。《珊瑚岛》讲述了三个英国少年在海上遇难后流落到一个珊瑚岛之后的生活和奇遇。三个孩子活泼开朗，善良正直，互助友爱，纯洁无邪。在岛上，由于过去受的西方社会的文明教育已在他们心里深深扎根，他们凭着这个社会赋予他们的科学知识、博爱精神和其他好品质，不畏艰辛，坚韧不拔，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海盗，还解救和帮助了一个女孩子，并最后感化了当地土著人。这些流离国土的少年，始终朝气蓬勃，保持了文明人的本色，并把文明传播到遥远的荒岛。
《蝇王》利用了其故事的背景及人物杰克和拉尔夫，杜撰了一个立意与《珊瑚岛》完全不同的故事。书中写一群6至12岁的英国少年，因飞机失事而被困在热带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起初他们靠采摘野果充饥，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倒也相安无事。可是不久孩子们分裂成两派，一派专靠打猎为生并开始攻击另一派，致使不少孩子丧生。最后，一艘英国巡洋舰将其余的孩子搭救回国。小说通过孩子们童心的丧失寓指人类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
小说采用了象征的手法，从人物到情节都具有象征意义，不同的人物表示不同的伦理概念。被推为领袖的主要人物拉尔夫象征普遍人性。他时而善，时而恶，愿意实行民主，维持文明，他有时野性大发。其助手皮基相信科学与知识，是理性的象征。他虽然也参与了打死西蒙的暴行，却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拉尔夫的另一助手能看清真理，知道恶是人性中固有的，他是美德的体现。杰克则是野蛮与邪恶的化身。
故事情节有着更加浓厚、深刻的象征意味。拉尔夫用在岛上发现的海螺来召集孩子们，开会发言者必须拿着海螺，因此，海螺成了民主的象征。戈尔丁与罗伯特·迈克尔·巴伦坦不同，他竭力突出所谓个性中的邪恶因素。小说在形式上以“怪、力、乱、神”为其基本特征，语言优美，意境深远，内容悲观。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是英国著名作家，现代科幻小说的鼻祖。其创作分为3个时期。早期创作以写科幻小说为主；中期创作多以城市“小人物”为主人公，用幽默的笔调描写他们可悲可笑的生活；晚期转入政论小说的创作，强调小说的社会宣传作用。但是中、晚期的创作远远不如前期的创作成熟。
《时间机器》描写一个科学家乘坐他发明的时间旅行机到80万年后的人类世界中旅游，经历了种种新奇的冒险。此书的问世一鸣惊人，被英国文坛称为“天下奇书”。此后威尔斯又写了《莫若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星际战争》（1898）等一系列科幻小说。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运用奇特的幻想、曲折离奇的情节、夸张怪诞的人物将人们引入一个刺激而新奇的幻想境界，大大开阔了读者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科学界的深刻变化。作者在作品中宣传了当时的科学成就，指出了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他预见到了激光的运用，人造飞船登月，人体器官移植，甚至用了“原子弹”这个名词。这些在当时还是幻想的东西，如今都已成为现实，因此科学界把威尔斯称为“准确的预言家”。他还通过幻想的形式深刻揭示出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的灾难，表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心和优虑。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是本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他先后发表了《巴黎、伦敦落难记》（1933）、《牧师的女儿）（1935）、《逼向威根堤之路》（1937）等一系列反映下层人民生活、控诉社会不公平的作品。二次大战爆发后，他深为人类不可知的前景担忧，于是以非凡的想象力写出了《动物庄园》（1945）、《1984》（1948）这样惊世骇俗的政治寓言小说。
奥威尔的《1984》动笔于他病重的1948年，书名只是把“48”改为“84”。作者受悲观、绝望情绪的影响，用政治预言的形式预见了36年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令人毛骨惊然的恐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性泯灭，道德沦丧，是非颠倒，官僚横行，人们的自由被剥夺，思想受控制，行动受监视。这是一部被称为“反面乌托邦”的政治寓言小说。它用寓言的方式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注意到，无论什么制度的社会，假如让官僚**统治，那么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做人的权利，成为政治机器的牺牲品。作为政治寓言，（（19》是出色的。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它却有着严重的不足：作品结构简单，人物性格刻画浮浅，政治议论过多。
威廉·骚塞墨·毛姆（1874——1965）是英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也是英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作为剧作家，他先后创作了30多个剧本，描绘了英国上流社会的风俗，颇受观众欢迎。他的长篇小说成就卓著。《兰贝斯的丽莎》是根据他当见习医生的见闻写成的。成名作《人性的枷锁》（1915）通过主人公菲利普·卡莱的探索、追求与失败，表现了社会对人的压抑和奴役的主题。《月亮和六便士）（1919）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庚为原型，反映了个性、天才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冲突，揭露了社会对艺术天才的压抑和摧残。《寻欢作乐》（1930）以英国作家哈代为原型，揭露了文坛的勾心斗角、妒忌中伤等可笑可鄙的现象。《刀锋》（1944）是集中体现毛姆的创作特色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拉里·达雷尔探索、追求、寻找人生意义的经历，反映了一大战后西方青年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厌恶、对人生意义的迷惘和对生活深沉的失望情绪。毛姆一生创作了100多个短篇，被公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1951年他自选了91篇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
多丽丝·莱辛（1919一）对她所生活的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她对“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也对妇女命运和人类未来等重大社会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的作品也因此而以感召力、严肃性以及高度的完整性而著称。
莱辛的第一部作品《野草在歌唱》（1950）被认为是战后优秀作品之一。这部作品通过一个白人主妇与黑人女仆之间的关系，揭露和批判了白人种族主义制度。五部曲《暴力的儿女》是其代表作。这五部系列小说《玛莎·奎斯特》、《正当的婚姻》、《风暴余波》、《在禁锢的土地上》、《四门城》塑造了在非洲白人聚居地成长起来的玛莎·奎斯特这一妇女形象，展现了从非洲到英国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金色笔记》（1962）反映了个人现实生活的支离破碎，同时又表现了寻找完整自我的努力。其它如《堕入地狱简笔》（1971）、《黑暗前的夏天》（1974）等也都享有盛名。
阿奇博尔德·约瑟夫·克罗宁（1896一）继承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英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丑恶方面，被誉为“20世纪的狄更斯”。
克罗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帽商之堡》塑造了一位自私而又具有贵族气派的商人形象。《众星俯视》以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和矿工与矿主之间的斗争为内容，塑造了先进无产者戴维的形象。《城堡》（1937）是克罗宁最负声誉的作品。作品写富有才华而又热情的青年医师安德鲁·曼逊在威尔土矿区和伦敦等地行医过程中，目睹了英国医学界及科研机构的腐朽混乱、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揭露了英国上流社会滑稽可笑、令人生厌的作为。其它作品还有《青春岁月》、《西班牙园丁》、《十字军战士之墓》、《尤物》、《北极光》、《客店主人的妻子》、《紫荆花》、《六便士之歌》及自传体《两个世界历险记》等。其作品讲求故事性，在布局上遵循传统手法，生动感人。
格雷厄姆·格林（1904一）是当代负有盛名的多产小说家。《行动之名》、《夜幕降临时的谣言》、《这是个战场》、《英国造就我》、《布赖顿硬糖》、《斯坦布尔列车》、《一杆出售的枪》、《密探》等描绘了当时充满暴政、骚乱的欧洲，表现了善与恶冲突的主题。探讨宗教问题的有《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最重要的作品是《人性的因素》和《炸弹宴》。
格林小说中“政治小说”居多。《沉静的美国人》涉及越南抗法战争；《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写巴蒂斯坦独裁统治下的古巴；《喜剧演员》写了杜瓦利埃统治下的海地；《人性的因素》写了英国间谍组织的活动。他的作品广泛地描绘了海地、越南、非洲等异国生活。
他善于运用讽刺，在轻描淡写中让人回味无穷。他往往采用直爽、简洁而通俗的文体，借鉴侦探小说的形式，把严肃的道德问题戏剧化。他注重情节，具有超凡的魅力，许多作品具有消遣性。他还喜欢从小说人物的思想和处境出发，展开生动而自然的议论。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是英国现代小说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根据题材大致分为3类：1航海小说。如《“水仙号”的黑水手》（1897）、《青春》（1902）、《台风》（1903）、t阴影线》等。这些作品既有冒险故事的趣味性，又有深刻的思想性。小说中的海洋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环境。它以它的狂暴与无情使人的道德观念与精神力量面临危机，接受挑战；而航行的船只，以其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管理形成了现代社会的雏形。这种以海洋及船上的生活环境为手段来探索人类经验中深刻的道德含义的手法是康拉德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2丛林小说。如《阿尔迈耶的愚蠢》（894）、《吉姆爷》（190o）、《黑暗的心》（902）等。小说一般写某一白人孤居丛林中，以逃避现实的矛盾，然而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作品大量使用明暗黑白对照等视觉形象来诉诸读者的感觉，表达象征意义。如《吉姆爷》中，吉姆首次出场的形象是“从头到脚浑身穿戴雪白”，结尾吉姆临死时，在马罗的眼里他只是一个微小的白色斑点。这个明亮的身躯最后被一个皮肤黝黑的土人杀死了。白色和明亮象征着纯洁、无知、真实；而黑色却象征着邪恶。3社会政治小说。如《特务》、《在西方的注视下》等，以欧洲为背景，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康拉德的作品注重表现人物心理，探索人物内心世界，往往运用“双重”技巧。另外，康拉德在创作中还运用了印象主义的技巧，其作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20世纪德语国家文学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文学，如德国的曼兄弟、雷马克、黑塞，奥地利的茨威格、二次大战后西德的伯尔等人。
亨利希·曼（1871——1950）出生在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一个家庭里》于1894年发表。接着，社会讽刺小说《懒人乐园》（1900）、批判德意志帝国教育制度的长篇小说《垃圾教授》（1905）等相继问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家完成了小说《臣仆》（1914）、《穷人》（1917）及《首脑》（1925），组成揭露批判德国帝国主义的三部曲。希特勒篡权后，亨利希·曼及其作品受到了排斥和打击，作家被迫流亡法国。在巴黎，他领导德国流亡作家，开展反法西斯运动。8年的流亡和斗争生活孕育了他的又一部长篇《亨利四世》。德国法西斯于1940年进攻法国，亨利希·曼又辗转到了美国，1950年逝世于美国。
《垃圾教授》是亨利希·曼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主要人物拉特是一位中学教师，不学无术。在德语里“拉特”和“垃圾”发音相近，所以学生背地里叫他“垃圾教授”。垃圾教授是那所中学的暴君，他要求学生对他绝对服从。当学生对他表示不满时，他就采取下流卑鄙的手段进行报复。作家通过这个形象抨击了德国的教育制度，揭露了19世纪末德国资产阶级的虚伪与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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