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出身于一个古老没落的贵族家庭，童年随被父亲遗弃的母亲在苏格兰度过，生活贫困而不幸。10岁时继承了伯叔父的爵位和产业。就读哈罗中学和剑桥大学期间，广泛涉猎历史和传记著作，接受法国启蒙思想，并尝试写诗。180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刻》，受到攻击后，发表显示其力量与胆魄的讽刺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年至18if年出游欧洲，据此创作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前两章，使他一夜成名。1812年，他以议员身份在议会发表演说，为卢德运动辩护，严厉谴责政府颁布处死破坏机器的工人的法令。1813年至1816年，他完成一组《东方叙事诗》，声誉遍及欧洲。1816年因离婚事件遭到虚伪的上流社会的疯狂攻击，被迫诀别英国流亡欧洲。侨居瑞士时认识雪莱，结为知友。1817年迁居意大利，参与烧炭党人活动，并进入了他诗才最灿烂的时期。其间创作出《曼弗雷德》、《但丁的预言》、《审判的幻景》、《该隐》、《青铜世纪》以及《唐·璜》等。1823年2月前往希腊，参加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战争。次年4月9日病逝于营地，希腊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拜伦生就骄傲自尊，为自己的名誉和力量超过他人而感到自豪，同时又同情无力维护自己权益的弱者。他天生破足，加上早年的贫困和后来的生活挫折，拜伦的性格经常在遗世独立和愤世骇俗之间来回跳动，并由此发展为嘲讽的倾向。他秉承了父母双方狂暴的血液，热情奔放，冲动任性，喜怒无常，喜欢寻求新的情感和新的刺激，并对女性有特殊的感情和感受。
崇尚自由、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是拜伦思想的突出特征。自由思想在诗人身上是一种有血有肉的东西，它有时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有时是反抗的力量，有时是热爱的感情，有时则是思考的品性。在同欧洲的基督教正统教义、伪善道德、封建贵族制度、君主政体和一切形式的暴政的斗争中，它作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召力深深影响了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与这种思想紧密相连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而且正是后者赋予了自由思想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拜伦还是卢梭思想的信仰者，他对质朴的大自然的亲情总是伴随着对文明的某种恨意。受到雪莱的影响，这种自然主义染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雄伟的景色如同古希腊的文明，对拜伦是意味深长、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拜伦思想中最后一个重要特征是被称为“世界悲哀”的悲观主义，它体现了拜伦对有缺陷的人生和人类苦难存在的苦涩理解。
。拜伦的创作有独特的风格。浓郁的抒情基调、强烈的主观性、市人公的非凡品质、感情的夸张、异国情调、驰骋的想象力等特征在拜伦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形式。他的诗叙事并不遵循情节的自然顺序，而是选择最鲜明的情节，从命运的关键处切入，以爆炸性的方式展开；形象塑造上也一再赋予主人公以自己的特性，让主人公在走入极端的情感和意图中显示孤傲叛逆的性格；自然风光的描绘不是如诗似画，而是迅速有力地勾勒而成，并且主要对大自然的雄伟壮观感兴趣。另外，由于他把注意力集中于急待宣泄的情感、思想和政治观点的传达，作品形式整体上不是精雕细刻而是大刀阔斧式的，而且激昂奔放的情思，也常常冲开陈旧体裁的束缚，既造成惊人的疏忽，又产生特殊的魅力。所有这些，决定了拜伦的浪漫主义是强力型的，它的特点在于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强度，具有十足的男子汉气。那令人叫绝的讽刺特色，以及他把讽刺、叙事、抒情三者融为一体的独特才能，把性质截然相反的事件、事物、情感、命运、风格等并置一起而造成的强烈对比，对日常口语和散文语法的创造性运用也都使人难忘。
拜伦的诗歌创作开始于他就读哈罗中学时期。最初的一些诗篇得到了他当时的密友——一群称为“皮戈特”家族的年轻人的赏识。1807年3月，它们收入《懒散的时刻》正式出版。这是拜伦的第一部诗集，内容涉及对现实的不满、空虚、孤独和爱恋的情绪。里面不少是模仿的和不成熟的作品，少数几首真正表现出感情力度的诗篇，也被大量幼稚的学生腔调淹灭了。它遭到了当时评价文学的最高权威《爱丁堡评论》的挖苦嘲弄。部分是出于虚荣心受到伤害，在默默努力到1809年时，天性自尊而敢于反抗的拜伦写出长篇讽刺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对整个英国文坛报以一古脑儿的全盘攻击。一部分意见尖锐却不失中肯，如关于湖畔派诗人脱离社会的神秘主义倾向以及司各特对中世纪的诗情幻想的批评，但大部分意见轻率粗暴，缺乏正确的前提和必要的判断。这首受到蒲柏诗风影响的长诗，展现了诗人的胆魄和作为一个讽刺诗人的才华。
《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二章是拜伦1809一1811年游历欧洲的初步成果。这部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长篇叙事诗，在1812年发表时，为诗人赢得了全欧的声誉。诗中主人公忧郁的厌世情绪和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对人生和现实的敏锐洞察，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和对被奴役人民的深深同情，都给当时的公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一点，在六七年后诗人流亡时期完成的第三章（1816）和第四章（1817）中，获得了更为明确和强烈的表达。因此、这部长诗不仅是对有关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等充满感情的个人印象的艺术记录和单纯的浪漫主义抒怀，而且还是对当时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作出批判概括的一种尝试。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中，《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次这样明确地以这样的规模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加以关注，预示了浪漫主义感伤情调的消退和诗歌求实的现代精神的增长。
诗篇将游记同抒情相结合的写法，尤其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是拜伦的创新。主人公青年贵族恰尔德·哈罗德是一个过早餍足享乐生活而厌世的漂泊者形象。他没有年轻人满怀信心的欢快，也没有追求寻欢作乐和名誉地位的兴趣。他憎恨冷酷的文明，对周围现实感到失望，高傲的性格又使他远离庸俗虚伪的人群而倍感孤独，于是他怀着深深的忧伤和冷漠去国外远行，寻求解脱。这种姿态反映了拜伦性格和生活的某些特点，是“拜伦式英雄”的雏型。诗篇就是以哈罗德游历欧洲各地的抒情日记形式写成的，而在这游历主人公的表层情节结构之下，抒情主人公深沉的感慨和惆怅的内心世界把长诗的各部分内在地联成整体。长诗共四章。第一章除谈论主人公出国游历的动机和心境外，主要写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见闻，充满了大量自然美景的描写，也反映了拿破仑铁蹄下当地人民的苦难、反抗和对自由的渴望，笔调自怜、悲观和冷漠。第二章的主要兴趣仍是景色和冒险。然而，美丽的景色和被破坏的历史古迹，唤醒了与诗人天性相似的自由精神，并且他把它认同于被压迫民族渴望得到的自由。他缅怀希腊光荣的过去，哀叹现在的懦弱，希望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但他仍然只是个同情的观察者。由于思想感情的变化，写于六七年后的后两章显示出与前两章不同的特色。从第三章开始，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超过并在最后遮住了游历主人公的形象，激越的情思代替了外在情节的进展，所见所闻的评论抒情成了主要内容。而且，前两章那种单纯的青春伤感式的忧伤，已发展成意义更为深广的“世界悲哀”；对自由的理解，也从政治性质的层面上升到新的水平：把它作为贯穿到思想和行动的人类的基本素质或条件。第三章写在比利时、瑞士的观感。诗人以无比深沉的心情，与大自然作精神交流，感叹世界伪善和人生的空虚，凭吊滑铁卢战场，咏叹拿破仑的命运，抨击神圣同盟，追忆在美丽的日内瓦湖畔居住过的伏尔泰和卢梭，热情沉歌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的自由精神。第四章他的信心和希望变得最为明朗有力。在这篇表达关于意大利游历印象的章节中，对奥地利宰割下的意大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高昂的自由信念号召意大利人民起来斗争，争取独立。
在写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三、四章之前，拜伦还写有一组取材于东欧地中海沿岸各国和远东土耳其等地的作品，总题为《东方叙事诗》。它包括互相独立的六部诗篇：《异教徒》（1813）、《阿比托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巴里酉那》（1816）和《科林斯的围攻》（1816）。组诗的写作多少有点娱人与自娱的味道，然而作品表现出来的某些新特点，完全迷住了早已餍足享乐生活和中古题材的西欧读者，同时还使得英国文坛久负盛名的叙事诗作家司各特从此改用散文创作历史小说。这些特点就是它的新奇感、异国情调，它的搏斗、围攻、伏击、酷刑、复仇等激烈的行动，以及爱情、私奔、抢亲、殉情等。这些叙事诗中的主人公被称作“拜伦式英雄”。他们都是侠骨柔情的硬汉，不论是海盗还是异教徒、被放逐者，个个热情勇敢、意志坚强、骄傲孤独，心怀人间悲哀而不惜同命运抗争。因此，这些叙事诗又叫做“叛逆者叙事诗”。拜伦生活在欧洲自由的黄昏，这些叛逆的英雄们因此获得了政治自由革命的深刻意义。
移居意大利后，拜伦继续对叙事诗保持着浓厚兴趣。如《锡隆的囚徒》（1816）、《别波》（1818）、《马泽巴》（1819）、《岛》（1823）等，它们在加深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和最后促成《唐·璜》的艺术成就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诗剧作为新的兴奋点，占去了拜伦相当一部分精力。从1816年到1823年的7年时间里，他创作了1部哲理诗剧、2部神秘剧和4部历史剧。尽管如此，拜伦没有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的戏剧天才。剧中的中心人物往往是他自己不同心态的翻版，其他角色仅仅充当陪衬；斗争倾斜在一方，同情限于一人。除了题材的选择，他的戏剧总体上没有太大的独创性，而在戏剧性的营造上，它们甚至比不过反思叙事诗《锡隆的囚徒》。但戏剧的自由诗体，无疑给拜伦提供了表现奔放情思的机会。拜伦的戏剧成就即在于它气吞山河的力度，在于巨人般英雄形象中倾泻而出的智慧、激情和毅力。《曼弗雷德》和《该隐》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作品。《曼弗雷德》的写作受到了歌德《浮士德》的启示。像浮士德一样，曼弗雷德对科学知识失去信心，同时非常不满现实；他又不同于浮士德，他摒弃宗教，拒绝跟魔鬼订约。他不管任何外在的黑暗力量的威胁，绝对依靠自我，决不放弃尊严、自由和意志，在无止境的失望和深深的罪疚痛苦中，他否认一切现存世界秩序而只求遗忘和死亡。《曼弗雷德》表达了拜伦“世界悲哀”的哲学，主人公曼弗雷德则成为“拜伦式英雄”最成熟的形象。与《曼弗雷德》涉及的自我主义相反，拜伦最富成就的诗剧《该隐》传达的是诗人天性中博爱众生的一面。《该隐》利用了《圣经》该隐杀弟的故事，却用与正统教义对立的精神重新解释。该隐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位拥有理性、敢于怀疑思考、有自己的**与要求的年轻的人类的代表。《该隐》讨论了人的降生、受难、犯罪、死亡等一切悲剧的原因，对人类寄予深切同情。拜伦的“世界悲哀”在这里达到了全宇宙的规模。同时，自恰尔德·哈罗德而来的反叛精神，在该隐和堕落天使卢息弗的身上也获得了最大体现。他们对上帝的横暴规定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不仅成了敢于反对任何暴政的自由精神的化身，而且是勇于怀疑任何权威的批判精神的体现。在理智沉思的领域，这是拜伦的诗神飞得最高的一次。由于该剧作于“神圣同盟”黑暗势力取得胜利之后，它的自由批判精神因此具有特别激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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