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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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2/2)

    但是,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之间已经形成了难以跨越的社会界限与心理的隔阂。用形象的话来表达,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在具体看待社会下层时,中间阶层往往采取俯视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同情”和“怜悯”在涵义上的微妙区别。

    中间阶层还会以负面的眼光看待社会下层,特别当他们与社会下层直接接触并发生利益冲突时,常常以鄙夷的态度看待社会下层的“劣根性”。至于社会下层所遭遇处境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是否符合社会公正,这些并不是所有的中间阶层能够深刻理解到的。而且,即使能够理解,在直接利益受损的时候,这种同情也会被冲淡,并直接影响到将来对待社会底层的态度。

    因此,与其说中间阶层在“谈”及社会下层时表示的是同情和理解,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强势者对弱势者“道义”上的姿态更准确。

    二面对上层:不只是疏远如前文对社会上层的界定,主要是政府官员(权力的拥有者,作为中国特色,还包括各种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较大企业主(财富的直接拥有者)、企业较高级经理人员,以及名人群体(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高级知识精英等)。人们在日常一般简单地将社会上层理解为“有钱有势的人”。

    对于作为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一些中间阶层、特别是企业白领的态度明显存在差别。卫成(01)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他把商业精英和依赖体制权力的“有权的人”区分开来: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一个厂一、两千人。这是个好事情。国企都是来一个人(国企领导),吃肥了就走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多流向了这些国企,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的温床。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钱民(13)、杨波(20)的态度与卫成(01)相似。钱民(13)对政界精英不以为然,相反,对商业精英非常钦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我对那些从政的人不感兴趣,因为关系不大。对他们的施政纲领,体会不是很深,感觉距离比较远。我们关心比较多的是业界的精英,企业方面的,创业方面的,我们比较佩服。他们无论在管理才能、知识水平上,都要比一般人高一大截,对这种人比较佩服的。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比较佩服,对国营企业的差些。他们这些人有时候感觉很糊涂。杨波(20)看中社会上层对社会的贡献。对于**的官员,他则比较反感,同时感到无能为力:如果他们(社会上层)的收入是合法的,能够给国家创造经济财富,我对他们是很尊敬的。但是如果他们掌握权力,不为国家谋利益,我是很讨厌他们的。但对他们又没有办法。可以看出,相对政界精英而言,中间阶层整体上更认同商业精英。除了高级官员的**为整个社会——包括中间阶层在内——所反感之外,由于媒体对商业精英大量的报道,特别是对他们成功经历的报道,使得商业精英似乎距离民众的距离更近一些。

    但这并不表示社会各阶层都能在感情上对“有钱人”一致认同。由于社会结构层次的差别,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直接接触仍然比较少。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一样,在中间阶层与“有钱人”之间也存在疏远与隔阂。不可否认,媒体除了对富人的成功进行宣扬,还对“富人”的“为富不仁”进行了大量负面报道,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使得“有钱人”的形象受到损害不佳。丈夫卫成(01)极力称道企业主的社会贡献与义举,蒋丽(02)却不以为然,认为有钱人往往能够素质不高:即使有些人再有钱,素质也不是很高,……也许这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有关系。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些人的。不是因为他有钱什么的就讨厌他、嫉妒他,是因为他们素质高的人还是少。好像这些人有了钱,反倒丧失了什么。不太愿意和这些有钱人接触。谈到现在的仇富心理,卫成(01)认为“有钱人”应该回报社会:有些老板不一定为富不仁,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有钱人回报社会的机制,消除对有钱人的隔阂。“有钱人”形象不佳的另一原因是富人阶层的“原罪”问题,也就是“富人”在原始积累阶段并不都是正当的。自己的企业正蒸蒸日上的许刚(28)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一些说法代表了企业主群体的立场,有为富人群体进行辩护的味道,容易引起争议。他说:对富人负面的舆论其实很多的。比如刘某某(女电影演员,成名后进入商界),被抓起来,又被放出来。那一段的讨论其实很不利于企业主,就是对原始积累时期的原罪问题,逃税之类,这是事实嘛。我不相信哪一个私营企业没有逃过税,特别是起步的时候。但它的价值在于它发展起来之后可以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可以为国家多缴税。非得倒旧账,是把他们都抓了、都判了刑好,还是放过他们让他们纳更多的税好处多?哪个更有利?他们在监狱里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但在外面是个企业家的价值。关键是富人成功之后要有回报社会的态度,争取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不是大众的仇视。在访谈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直接接触过上层群体的人往往会在态度上发生一些变化。疏远导致隔阂,而交往使得隔阂减少。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群体的感情是抽象的、激烈的,而对于直接接触到的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这种态度往往被“软化”,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因此,当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有相互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对于社会上层的态度会更宽容一些。与社会接触较多的研究生吴芳(30)描述了这种态度变化的感受:上层拥有不劳而获的资源,感觉不平等,恨他们。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甚至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还会感激他。对于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我)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综上,如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一样,他们对社会上层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在和社会上层距离较疏远的情况下,中间阶层的态度容易受到媒体舆论的引导,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负面印象多过正面印象。在和社会上层的接触中,这种印象可能会有所转变。也就是说,抽象的社会上层比具体的社会上层要更“可恶”一些。对于“有权的人”,印象大多是贪污腐化;对于“有钱的人”,艳羡、敬佩、疏远和厌恶等各种情绪都存在,相对多元化。相比较而言,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对于商业精英比政府官员有更多的敬意。也许,如果研究一下社会基层对中间阶层的感情认同,也会得到与上述复杂情绪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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