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

    在访谈中，中间阶层都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他们对待社会分化的态度，有助于理解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格局中的位置及其感情取向。

    一面对底层这里所说的社会底层，主要指那些外地来京从事体力工作的务工者、生活无着者和本地生活困难的下岗人员等。社会底层不等于社会基层，前者是后者的底部成分，而社会基层更广泛，是相对于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而言的。，不只是同情

    华林（21）最近搬了新家，请搬家公司帮忙，接触到一些搬运工，对他们艰苦的工作深有感触，言谈中透露出非常真挚的同情：给我搬家的这些搬家工人是从重庆来的，我非常可怜他们。四个小伙子开着一辆搬家公司的车，早上起来买了几个包子吃，整整干了一天，到我们家已经是第六家了。我有很多书，怕他们搬不动，就把箱子拆开，大箱子分成小箱子。结果他们一次背五、六个小箱子。就这样（工作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七点还没有吃饭呢。给我们家搬完，我给了他们点餐费让他们赶紧吃饭。吃完饭还有一家。一天搬七家，连午饭都没吃。我真的同情他们。从访谈研究中可以看出，总体上中间阶层对于社会底层的境遇是同情的。但这种同情往往限于一种表面化的态度，如果我们将研究深入下去，可以发现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的态度并不那么简单（这也是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因为问卷式的调查方法很难挖掘出一些微妙的东西）。

    首先，有的中间阶层认为社会底层并非那么需要同情，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卫成（01）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外地来京务工的民工，对他们的生活表示乐观：民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有好几条路可以走的。最起码可以回老家，安安稳稳过生活。最起码可以填饱肚子。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工地，像“某某城建”这些大建筑公司，管理还是挺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还是挺不错的，能到时候安安全全地把钱领回家。他们（民工）心里起码非常满足，每个月都给家里寄点钱，到年终可以拿一笔钱回去。和他们聊聊天，感觉他们都非常快乐，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的。像我们小区的保安，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都挺好的，有时候他们还买瓶啤酒几个人聚聚。而且，他们本身要求也不高。卫成（01）承认这些民工的工作有时不够稳定，但感觉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经常到“某某肉饼”（北京一家连锁餐馆）吃饭，知道他们的服务员经常换，这说明工作不太稳定，待遇也比较低。但相对来讲，他们也有选择的机会，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的收入是比较低，但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在北京关键是要自己努力，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捡破烂的（每月）都挣一千多。其次，有些人认为社会底层应该安身立命。

    韩娟（12）和沈智（11）夫妇对那些外地来京的民工、小商小贩的态度有些分歧。韩娟（12）认为他们值得同情，而沈智（11）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来京是自己选择的生活。他认为，民工和农村来的小商小贩没有知识和能力，怨不得别人。他说：只要不干坏事，凭本事吃饭，挣钱嘛，很正常嘛。如果有能力，你可以读读书，往上走；没有能力，只能靠体力吃饭呗。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有脑子，就凭脑子。如果没有脑子，就出点汗呗。如果连汗都不愿意出，那别人怎么帮助你呢。韩娟（12）认为沈智（11）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来要求他们：我想的不一样，那些卖菜的真的很辛苦的。而且他们能在北京站住脚，挺不容易的。他的受教育程度和他的家庭决定了他不会有你这种想法，比如挣钱了，在北京到夜大学学点东西，这个素质达不到这个程度。他就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只能寄希望他的孩子能落脚，他的孩子能在北京上学。我觉着他们挺不容易的。他们没有认识的人，能在这里支撑，挺困难的。沈智（11）强调自己并不是看不起社会底层，而是要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安身立命：我对他们没有蔑视这种偏激的看法。我只是说这很正常。他是挺困难，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可以不出来嘛。你既然出来，就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觉着这样还是比回去好呢，让他回去还不愿意呢。这很正常。这是你的选择嘛，应该有心理准备。再次，中间阶层认为有的社会底层的困难处境是自己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卫成（01）认为北京的下岗职工社会状况并不好，甚至不如外地来京的民工，但对他们并不同情，因为他们好逸恶劳：这部分人（下岗工人）实际上是很惨的。民工总比北京本地人下岗之后老等着救济要好，而且他们将来肯定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的。因为他们年轻，在北京挣钱之后可以回老家做个小生意，生活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一些。那些下岗工人在北京的国企反而习惯了一些思维，不能承受这些变化了。说实话，我对一些好逸恶劳的北京本地人很厌恶。我认识一些本地人，下岗了就知道发牢骚，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不去努力奋斗，光等着别人（帮助）。只看别人挣钱，不知道别人辛苦。他们理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外地来京民工态度不一致的沈智（11）和韩娟（12）夫妇，在对待本地下岗工人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沈智（11）：“反正对那些在北京市的穷人我不可怜（指老北京）。对山区的，该帮助帮助，还是挺可怜的。我觉着你自己应该去努力嘛。如果要真是没有那种条件，也就算了，可是你有条件，和边远山区的人不同。”

    韩娟（12）：“你要是说北京市内有很多稍微困难点的人，还是跟他们自己有很大关系。好逸恶劳。”

    沈智（11）：“给他们点事情挑来挑去，老想不干活就能挣钱，那是不可能的。”第四，即使同样面对外地来北京的民工，中间阶层的态度往往呈现相互矛盾的两面性。杨波（20）首先表示对于穷人的同情，但同时又讲述了一个让他有些恼怒的亲身感受的例子：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有一种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让我感到很郁闷。比如我这次新房子装修，快装完了，他们也很辛苦，钱应该一分不少地给他们。可是看他们做活的质量，可能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这种情况我非常生气。我们有这种社会道德，知道不给他们钱是不对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又感到很困惑。要知道，你面对的这种人是中国的大多数，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只能通过接触到的给他们讲讲道理，让他们知道拿别人的钱应该好好给别人服务，给别人做事情。他不是干不好，而是他们觉着做好、做坏拿的钱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给你做得最好，能拿到钱就行了。他还给你耽误很多时间……我觉着他们可气，想骂他们，又觉着他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人。从杨波（20）的话语中，不仅能同时感受到他对于社会底层的同情，还可以感受到他的反感和恼怒。另外，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底层，因为他遗憾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

    孔楠（22）作为医生，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求医的社会底层者，除了同情，还感觉他们的“素质”不高，不通情理，胡搅蛮缠。他这样谈到自己的体会：对于素质特别低的那些人，对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满。他们的素质有时候确实太低了。看病的时候，可能为一点小事跟你闹。当然这和经济条件有关，他们经济条件很差，又要看病，又要花钱，主要这方面的原因。其实对他们也同情，对他们也理解。因为我本人就是出身农民家庭，周围的人没有达官显贵，可能还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可是有些社会底层的人总觉着其他人挣钱都特别容易似的。综上可以看出，访谈对象谈及社会底层，中间阶层的直观态度是同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间阶层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理性的社会公正感使得他们对社会下层自然产生同情的态度。同时，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联系相对紧密，很多中间阶层是从社会的下层向上流动到中间阶层的，与社会下层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中间阶层也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社会下层，许多中间阶层对社会底层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