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17日，日军兵分三路冲入广东南雄县城，将广东省银行、南雄县银行、粤光茶楼、丽华金铺、南华旅店、雄华书局、保行钟表店、元亨利布店内的财物及古玩、字画等“尽劫一空”。同年秋，日军侵犯广东怀集，大肆抢劫财物，“图书、古玩损失2210千元”。
南京民间私家收藏被劫不可胜计。如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促间未携出，悉被贼劫”。吴蕴伟损失古物93件，龚启昌损失古物200件、字画300件，肖孝嵘损失字画27件、古物44件。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1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幅。
杭州王鲲徙收藏甚丰，仅著名文物就有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香炉等多件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洗劫。
福州左赋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
桐乡范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细瓷花瓶、瓷佛、朱红碗、陶器、古钱等四五十种。
至于学者被掠夺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夺。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帧、古钱650枚、古镜3个、石刀2柄、古经2卷。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中央大学教授金毓黻损失字画60幅、古物112件，金陵大学崔敏俊损失古物85件，赵廷炳损失古物34件，胡小石损失字画206幅（在金大图书馆被损），碑帖3000种、古物900件。
私家文物损失除私人收藏家外，更多的应属普通民众家庭存留的如器皿、家具、钱币、香炉、金银首饰等古物，而这类文物往往作为普通物品使用，申报损失时也仅仅作为一般财产。如日军侵占浙江东阳期间毁坏家具六万五千余件。浙江吉安战时损失家具农具三十五万二千二百余件，广东三水被日军掠夺杂物110019件，山西保德县损失首饰4137件、家具农具271490件，日军盘踞山西柳林期间抢劫金银35447两、贵重器物716件，山西方山有16990件家具被毁，日军在河南辉县掠夺金属101万公斤，山东乐陵县有3360733件家具被毁坏，1624757件金银首饰遭劫掠，山东宁津县损失各类首饰92808件，山西原平县遭日军抢劫的金银珠宝及贵重物品折价2454900银元。全国各地此类损失比比皆是，其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文物。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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