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

    4华南地区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广东，并占领广州。广东省被日本劫持或毁于战火的书籍，公藏624008册，私藏13865册。

    广州仲元图书馆藏书新旧藏书四万余册，损失不少。景堂图书馆1934年藏书达42143册，抗战爆发，该馆古籍迁运香港。香港沦陷，经费中断，于1943年停馆，图书星散。惠阳丰湖图书馆，有藏书三万余册。抗战时该馆被炸，惠州沦陷，藏书损失惨重。

    抗战开始，广州中山图书馆预先将善本及重要资料四万余册，疏散市郊龙归镇，后又运至广西象县。未运走的一般书刊近10万册被日军囊括而去。馆舍被日本海军武官府霸占。战后，追回被日军劫运香港图书840册。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战前是国内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1938年有藏书35万余册，其中有善本82639册，另碑帖三万余幅。战时图书在搬迁中被劫，损失图书杂志二十多万册。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1927—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162693册，有期刊4050种，报纸182种，广州沦陷后迁香港、曲江、梅县。战后，图书损失约3/10，香港沦陷后，该校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在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也失去6箱。

    私立广州大学图书馆，1935年有图书40054册，战时只运出部分，其余被敌伪掠夺，另有一部分万余册图书，在曲江沦陷时也散失殆尽。广东省立图书馆运船被炸沉，损失15639册。

    1938年7月1日，汕头遭敌机轰炸，市立图书馆损失40000余册。

    1938年8月，广西大学梧州校区被炸，损失书刊四万多册。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37年有藏书20多万册，1944年日军侵入桂林，该馆仅保存了重要的图书70000余册，其余20万册书刊均遭损失，馆舍全部被焚毁。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289页。

    香港的图书损失。日军侵华之时，人们认为香港安全，纷纷将贵重物品移入，图书也在其中。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劫走该馆所存图书：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25000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0000余册。

    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香港存书凡25708册，其中善本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3万张为希世珍品。自离粤后，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当局一再延误，至香港沦陷后，遂遭损失”。《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888。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3箱，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装6箱。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5（2），卷915。1949年6月28日，兴安轮从日本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594箱。《关于兴安轮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缺少情形函请查照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7。

    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10日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该馆所藏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的图书四万八千余册一并被毁，其中有珍善本21000余册。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年版。

    1938年10月19日，湖南省立图书馆定王台馆舍被炸起火，馆藏5万余册书刊和三十多种版本全部被毁。

    在华中的武汉，国立武汉大学42080册图书杂志于1940年3月4日遭日军掠夺；武汉大学图书西运宜昌时，木船被炸，141箱图书沉入江底，在巴县三峡触礁，又损失20000余册；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战前图书十余万册，西迁时仅携出万余册，留武昌者悉为敌伪攫取；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校西迁时留在汉口的22000多册图书全部散失；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战前图书四万五千余册，战时只运走十之一二，余者后毁于盟军的空袭炸弹。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时图书遭敌军洗劫，无一幸存，另有文物3600余件被劫，损失达三十多万美元。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