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主要在城市开展，为了攻城必须驻扎在城外。曾国藩不主张久住坚城之下。他为：“惟久顿坚城之下，士气日损，宜思所以抽掣之法，善退之道。”久住坚城之下，进攻不胜，反而损失士兵，给士气以打击；有可能被敌人从中阻隔，致使文报信息不畅通，造成指挥政令不能畅通，不能准确及时下达，友军支援也难以达到；需要日夜提防城中敌人出城，士兵得不到休息，产生疲劳、厌烦、疏殆心理，即所谓的“陈腐之气”。所以，当有些军队在某一个城池下驻扎的时间较长时，曾国藩要求他们撤退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同时要求切实做好扎营与训练工作，使自己处于安全的境地。湘军选择扎营之地很有讲究，不准选低洼潮湿地，要依托山岗，前面可以进，后面有退路，修建也有严格的标准，“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按照这样的要求修建的营寨，当然难以被敌人攻破。修好营寨之后，立即组织训练，提高士兵的临战力。
根据地式思想，是曾国藩军事防御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战争前期曾国藩对武汉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认为：“论天下之大局，可以通南北之咽喉者惟楚，可以制金陵之死命者惟楚，可以转粤东之饷道者惟楚。”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并没有这么做。湘军攻下武昌后，没有巩固湖北防御系统，建立根据地，立即东进，致使太平天国在1855年再次占领武汉，造成湘军军事上的极度被动。武汉再次收复后，胡林翼担任巡抚，苦心经营，为下游湘军源源不断提供军饷军需，湘军才得以逐渐走出困境。
收复江西、湖北后，规划金陵大局，曾国藩看到了湖北、江西作为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依托两省作为进攻安徽的基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65年，清政府要曾国藩规划国家大局，关于西北问题，曾国藩提出了“先关内，后关外”的重要战略思想，即收复甘肃新疆失地必须以陕西等地作为依托，建立稳定的根据地才可以出兵关外。
湘军与太平天国在南方鏖战的时候，西北地区局势逐渐恶化。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4年，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陕甘地区回民起义影响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叶噶尔旧城。但是，这些打着反清旗号的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少数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成为他们搞割据分裂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兼并汉城（今疏勒），向浩罕汗国求援。洁罕汗国派遣阿占柏率大军于1865年侵入南疆。阿古柏在南疆地区大肆攻城掠地，不断扩充势力，于1867年底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伪政权，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英、俄利用阿古柏企图分裂中国领土。然而，当时要直接进军新疆几乎不可能，因为陕西、宁夏等地回民起义，使清军难以向前发展。所以，曾国藩提出的“先关内，后关外”策略是非常正确的。他派遣得力干将刘松山协助左宗棠平定陕西、现在的甘肃，左宗棠以此为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准备，在1876年收复了新疆，维护了祖国领土的统一。甘肃形势曾经一度非常紧张，回民起义不断，新疆库车、喀喇沙尔、叶尔羌、乌鲁木齐汉城、满城失陷，巴里坤、哈密一带均有“回匪扰乱，是新疆情形极为吃紧”；俄罗斯利用当地的势力，企图分裂中国，形势非常严峻，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曾经先后派遣多隆阿、杨岳斌、左宗棠、刘锦棠等负责西北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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