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饷项丝毫，皆天家之饷也，又岂陈启迈所得而私乎？乃陈启迈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制人之肘而市己之恩。
饷项是天家的饷项，又不是陈启迈的，他为什么不给付？这句话的背后含义就是我所做的事情也是天家的事情，不是我曾国藩个人的事情。陈启迈理应无条件配合、支持，而不应该拿国家的饷项来购买个人的恩义。为国家干事，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无条件，这是至理。可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很多人私心重，当国家需要、组织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想到自己个人、家庭、小团体的利益，甚至利用组织、国家的危急来经营做大做强个人利益。曾国藩没有看清这一层，“为国家不顾私情”，自然会碰壁。
至柔非柔
至柔非柔，是一种以柔克刚的领导术。我们知道，水是至柔的，但是水的力量是至强的。日本海啸，掀起十米巨浪，足可以吞灭一切。吕布英勇无敌、庞德也是战无不胜，曹操、关羽用水攻将其擒灭。领导者懂得柔术，一切困难都可以消除。
1857年3月到次年6月的曾国藩，处于事业极低谷、最不顺畅之时，以“内外交困”四个字形容最合适。外困，主要是环境的不容、不理解。国家在打仗，他要终制。对这个做法，很多人不理解、不满意。罗汝怀认为他不顾事情的缓急轻重、他先私后公，不顾天下的公义，而满足自己的私谊。左宗棠批评他虚伪、欺骗。左宗棠当时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深得骆的赏识与重用，一言九鼎，他的评价立即得到湖南士绅的响应与认同。对此曾国藩很是烦恼，心中一直耿耿难以释怀。他离开江西后，局势正一步一步朝好的方向转化，丢弃的城市、土地大部分收复，他带去的人很多也得到朝廷的重用。这样他的内心就会产生大的不满、生出烦恼与痛苦。通过反省，曾国藩看到了自己过于强硬、刚毅的领导风格不适应官场，不宜于促进自己事业的成功。他接受了好友的建议，开始研究道家思想，内心变得超脱、轻松。他开始后悔自己过去太刚，所以受到阻碍，看到了“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因此转向平实，“近月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平实是一种较之于刚毅更趋向于平和的领导风格，是一种典型的柔术。平，就是平易近人，平常态度；实，就是实实在在，对人诚恳谦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谦虚不傲，放下架子，走近他人。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归纳的人，他总结的“家败四道、身败四道”非常有道理。“家败四道”就是“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四道”就是“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八败之中，有两个是傲慢、骄盈。傲慢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神色傲慢。“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他有自己属于“生平颜病孰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飞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脸色与作文中都有傲气。这是他的毛病，是得罪官场的原因。改变之后的曾国藩，脸上焕发出勃勃的平易之气，行动上则俯身低就，主动与各路人等接触，主动去拜访各路人员，迅速拉近了与他人的距离。作为领导者，要想得到别人的支持，必须放下架子，走近他们、亲近他们，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或者平辈，一旦与他们亲近，效果立马会显露出来。1858年6月，曾国藩复出，他走的线路是湘潭—长沙—武昌—巴河—湖口—南昌。这一路，他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拜见从总督、巡抚到各个部门的大小官员。总督、巡抚，曾国藩去拜见是必须的，但是一般的衙门的小官也去拜访，是不是多余呢？不是的。小官都是做事的，要见一次曾大帅，谈何容易。现在大帅亲自来拜访，感觉一下子就亲近了。以后曾大帅有什么要求，需要什么帮助，这些小官自然会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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