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没有协调好关系。张亮基喜欢他，信任他，重用他，但是很快就调离了湖南，到湖北去担任湖广总督去了，骆秉章接任，同时担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的人也换成了陶恩陪、徐有壬等人。他们三个人对曾国藩的做法非常反感，不断指责他越权越职。曾国藩有一次写信给骆秉章，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但是他认为是为了国家，所以并不后悔。“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侵官越俎”是官场最大的忌讳。而曾国藩恰恰触犯了这一条。后来，曾国藩招兵买马不依靠湖南官府的力量，独自募捐，原因也在这里：湖南巡抚不支持他。不仅不支持他，而且只要逮着机会还要整他。1854年靖港之败后，徐有壬撺掇骆秉章上奏弹劾曾国藩，说他指挥不力，要求朝廷给予处分。原因也在这里。
三是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在京城生活了17年，对官场中的衙门习气、官僚习气曾国藩深恶痛绝，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曾国藩就想好好的改造之。因此，在做事的风格上讲究雷厉风行，在做事的方法上，讲究快事快做，甚至自己成立了办事机构，绕开湖南官僚机构。这种做法，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更难以得到一般人的支持。
至强无强
强势领导如果过于强势，就可能导致孤立。曾国藩一生最不得意、最不顺畅的时间是1855-1857年。这一时期，他孤军深入江西，既无外援，也无内助。自己从湖南带来的水陆两军，陆军只剩下李元度的平江勇跟随，水师只有内河水师，兵单力薄，举措乖方，危险重重。他总结这一时期“郁郁不得意”的原因时指出：
余前在江西，所以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
为什么他不能干预地方事务、接见官员、联络绅士？这是由他的职务决定的。当时，他仅仅是一个兵部侍郎衔，既不是钦差大臣，也不是地方巡抚，他有权力率领他的曾家军去为朝廷卖命，却没有权力治理地方行政。所以，他常常将自己比做“客”，将湘军比做“客军”。既然是客，那就看主人喜不喜欢，留不留客。主人喜欢、支持，这个客就是好客；不喜欢、不支持，就不是好客。客人要看主人的脸色，脸色不好，客人难堪。曾国藩经常处于难堪之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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