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有正才、偏才之分，有帅才、将才之分。特点不同，用途不同。曾国藩属于正才、帅才，但是咸丰把他作为一个偏才来使用。正才偏用，无异于浪费人才。咸丰这样使用他，用意应该有两个：一是向全体湘军将士做出一个启用曾国藩的姿态，让他们不要责备朝廷；二是心里面仍然对曾国藩有顾忌，不想委以重任。加之，当时南有江南大营向荣重兵、中有淮北胜保、北有僧格林沁，不倚重曾国藩，也是有其依据的。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1858年曾国藩复出时，面对一个新的形势，就是石达开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后，成为一支“流寇”，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战略路线，打到哪里就是哪里，飘泊不定。一路经过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最后达到四川。对付石达开，需要一支偏师。咸丰选中曾国藩追逐石达开。这不是曾国藩所需要的。
1858年7月，曾国藩来到巴河，会见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等，提出了他的战略构想。根据他的构思，湘军的终极目标进攻南京，主战场是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战略步骤是由西向东沿长江两岸有序推进。这是曾国藩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曾国藩是意志非常坚定，一旦选准目标，绝不轻易改变。他的一切行动都围绕这一战略，凡是与它相违背的，他都会想方设法改变之。这是他内心的刚正、内心的倔强、内心的执着，是他自始至终坚守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与咸丰的博弈上，他采取了外圆内方的守拙态度，采取了以柔克刚的迂回战术。所谓迂回战术，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答应做什么；你要我往东，我就往东；但是我总要想方设法改变你，最后回到我要做的事情、我要走的路线上来。他将自己执着、倔强、坚持的性格隐藏于圆融的外表之中，表面上看似随和、随意、听话，实际上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原则，不和上级咸丰发生正面冲突，从而获得咸丰的支持。这是一种大境界、大艺术。
比如援闽。曾国藩刚刚部署好援浙的计划，石达开离开浙江进入福建，朝廷立即改令曾国藩援闽。在福建形势的分析上，曾国藩认为福建太平军不多，本地军队就可以解决，所以要他带湘军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他下定了决心不去福建，但又不能和咸丰冲突，于是他答应咸丰尽快进入福建境内，但是实际上却迟迟不去。他采取的措施：一是向咸丰报告湘军入闽的准备，将由云际关、广昌、杉关入闽，给咸丰吃了一颗定心丸。二是给自己找到一条退路，在入闽军队上做文章，部署在江西一带的湘军主力原地不动，他要带的是远在广东、湖南的张凯章等部，等这些军队赶到江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也许福建的太平军已经赶走了。打了一个时间差。等军队赶到江西时，千里迢迢，很多士兵累坏了、累病了，军队中出现了疫病，为曾国藩滞军江西提供了借口。他上奏咸丰说：“建昌、宁都各属，疾疫流行，为从来所未见。”张运兰一军有1200人病倒，萧启江有将近1400人病倒，吴国佐有800人病倒，刘长佑90%病倒。这两个理由都很正当，咸丰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朕亦不为遥制”了。等到11月底，福建形势有所改变，他即提出移军景德镇，12月份，他又以眼睛问题请假一个月。这样就成功地留在江西，没有去福建了。
又如援蜀。咸丰接到石达开要去四川的报告，立即命令曾国藩赴援四川。从当时形势看，石达开还在湖南一带，没有去四川的意图。接到命令后，曾国藩没有和咸丰顶撞，而是高高兴兴接受了指令。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他则采取“迂回”的办法，企图改变咸丰。他向咸丰报告入川的困难，说身边没有一兵一卒，要是带走江西的所有湘军，那么刚刚安定的江西又要丢弃，是“顾此失彼，有碍大局”，即使将他们都带去，也只有1万多人，“剿固不敷，防亦不足。孤军客寄，伤亡难补。以势度之，恐无裨于大局。”提出添募3万人，水陆具备才可行。他缓缓向西推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到武昌，理由是士兵需要休整、长江风浪很大。到武昌后，迫不及待和官文、胡林翼等湖北官员商量征皖大计，根本不谈如何援蜀，自己也上奏章，阐述安徽局势的重要战略意义，提出了四路进兵安徽的战略建议，并且由官文具表挽留。四川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这么一折腾，咸丰就答应曾国藩留下了。
由于采取以柔克刚、迂回的战术，复出后的曾国藩没有再和咸丰发生权力冲突，他在咸丰心目中的形象逐渐改变，终于在1860年夏授予他两江总督之职。随着曾国藩职位的高升，湘军成为主力，得到了朝廷与各个地方的大力支持，政治地位也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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