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方面。曾国藩一直认为督抚一级的官员，重要的工作职责只有两项：行政与吏治。在两者的关系上，得人是第一位的。“行政之要，首在得人”，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担任两江总督后，他拥有了治理地方的行政职责，因此开始较多地思考用人的问题。他认为：“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治理国家如此，治理地方也是如此，人才是最重要的，他以胡林翼治理湖北为例，湖北经过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胡林翼致力于吏治，“罗致贤才，多方培养”，以致“不数年间，吏治渐振，抚字催科，绰有条理”，“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当时的安徽由于战争的破坏，很多地方“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很多州县没有人去负责，而这样的地方更需要优秀人才去治理。他认为“小民久困水火之中，偶得一良有司拊循，而煦妪之无不感深挟纩，事半功倍。”为了治理这些地方，给百姓带去实惠，他建议朝廷适当改变长期因循的用人制度。他到直隶后，深感人才的缺乏，立志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发表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了“人才随士风为转移”的重要论述，要求直隶士子从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个方面用功，以先达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为榜样，不怕艰难苦困，那样只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贤，则数辈皆思康济思民。”不出十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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