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国藩学习领导艺术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2）

    这是1858年曾国藩写给左宗棠信中的观点。当时国际形势是英法联军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形势是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武装斗争烽火四起，内忧外患，无一安稳日子可过。曾国藩认为，不论是对外作战，还是讲究求和，都需要忍辱负重、能够致远、刚毅果敢的优秀人才主持，而且需要一批人才，而不是几个，也不是湖湘区区数人。国家大计需要人才，必须立足长远、立足战略高度来讲求。《应诏陈言疏》针对的正是这一高度。在这篇疏里，他提出了解决人才问题的三个措施，即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主要指国家应该培养一种什么样的用人风气、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维系与发展。曾国藩分析了满清各个时期用人的导向，指出顺治、康熙时期用人讲究“宽”，雍正时期讲究“严”，乾隆、嘉庆时期“人尚才华，士骛高远”，道光时期讲究“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到了咸丰初期，“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官僚主义畅通无阻，衙门习气浓厚，不敢承担责任，看不到大是大非，没有长远思想，只管眼前利益。转移之道，就是要整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习气，克服“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的严峻问题。

    培养之方，就是要求内阁、六部、翰林院加强对人才的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其意图在于充分发挥各部门主要领导者的作用，不要皇帝一个人统包统揽。他认为部门领导者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他说：

    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皇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