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王璞山鑫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愚，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馀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居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王璞山的做法就是召开战前会议，研究作战方案。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民主性质的集思广益的做法。注重实事求是，研究时每人发给地图，按图索骥，思考作战方案，这个时候，每一个参战或未参战的领导者都成为指挥官、决策者，都要积极思考。非常注重民主，尊敬大家的意见，所有与会人员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等他们发言完毕以后，主帅才作最后的总结，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得到了发挥。战后总结，对那些战前思考不准确的人给予惩罚，这比给那些思考正确的人给予表扬的意义价值还要大。注重平时的讲求，这样所有的将领都会养成一种积极思考的习惯，像张运兰、刘松山以及后来的刘锦堂都是在这种浓厚的集思众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曾国藩不仅推崇王鑫的这一做法，事实上，在领导实践上，他也是坚持发挥追随者的主观能动性与聪明才智的。作为一名统帅，他喜欢“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每当决策，即和人反复商量，讨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筹谋应对之策，形成了他的商量式领导术。
曾国藩决策往往正确、准确、科学，这与他善于和众将商量，听取追随者的建议是分不开的。很多重要的决策出台，都是集思广益商量的结果。比如，1854年9月进攻武汉，他就召开了金口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罗泽南、塔齐布等。会上，罗泽南拿出一张武汉地图，对着地图提出自己的战略思考。他建议曾国藩派两路进攻，一路攻打洪山，一路攻打花园。这两个地方，是太平军坚守的重点，也是夺取武汉的重要通道。攻破了这两个地方，武汉就将成为囊中之物。曾国藩稍微改进后采纳了罗泽南的建议，形成了陆路两支攻打洪山、花园，水路一支沿长江进攻的科学决策。按照这一决策，短短3天时间，就收复了武汉。1860年3月，江南大营被踏平之后，湘军主要将领，包括左宗棠、胡林翼等云集宿松商量“东南大局，图所以补救之法”，以及湘军今后的发展大计，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之后，苏州、常州失守，朝廷命令曾国藩撤掉安庆、桐城的包围，支援苏常。撤围还是不撤围？曾国藩反复和李次青、李续宜、李鸿章等商量一个上午，最后李鸿章“数言而决”，曾国藩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坚决拒绝了朝廷要他撤围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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