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7月14日师生间的一番对白，对曾国藩的影响，更是意义深远。那天，他们谈到了“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他们的对话是从曾国藩新买的《朱子全书》开始的。唐鉴指出：
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这次询问学习方法，对于曾国藩来说，具有“昭然若发蒙”的重要意义。蒙，意指没有知识，愚昧。“昭然若发蒙”就是说，这次谈话，使曾国藩真正清楚了学习的“指归”，即学什么、如何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治学内容。作为修为理学的人，主要应该学习义理、考核、文章。经济之学包含在义理之中，后来曾国藩将经济之学单独提出，作为第四内容，可以说是对前人的发展。二是真正杰出的领导者要致力于义理之学，也就是说，要注重思想理论的学习，培养自己的理论品格，而不应该在诗、文、词、曲上过多用功。当时曾国藩沉醉于诗词的研究与写作，以颇有诗名自足。这次谈话，让他重新选择了自己的治学之路。三是学习的方法。他强调学习理学，必须熟读《朱子全书》，当做课程，身体力行，不能当做一般的书；指出学习经书必须专一，攻破一种经书，再去读其他经书就容易。四是介绍倭仁给他，倭仁修身的特点，对外注意形象的整齐严肃，对内心讲究“主一无适”，就是说要有坚定不移的理念。他认识倭仁后，学习他每天记日记的好习惯，从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也没有停止过，足见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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