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就在于此吧，《三国志》以简略之笔多次带出魏延“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之”性格中的桀骜不驯，自先主殁后，以功高，越来越不服从管束的一面，即使武侯在也只能勉力平衡其与军中长史杨仪之的矛盾关系。实在亮心中已有杀延之心。用子午谷之谋，延胜或败都无法处理。文长为先主旧将，先主在世曾于军中多次期许有加。延谋见效，其势必涨，其紧逼之势更凶，更无法驾驭；若败，对蜀军气势有损；且北伐中原之策是武侯力排重议，顶住朝中益州新旧集团等的坐等待机势力而一手倡导的。即使刘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犹豫不决。延在军中地位与作用都非其他人能比，最重要一点的是，他是北伐中原最坚定的执行者，这远非杨仪、费祎等文人能比。
此局面当为蜀汉后期用人气势上缺乏恢弘气度，益州一州格局狭窄，原有由全国风云聚会召集的众将死的死、没的没的形势有关，用人实在已到捉襟见肘的地步。诸葛也无可奈何。因此文长在当时蜀汉的地位举足轻重。
只是这子午谷奇谋一再被诸葛弃用，北伐失去了一次极有可能成功的机会。这个因子甚至未见光就死，如果见用，以文长的勇谋，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会起到整个战争中力挽狂澜的作用，而由此引起的，仅仅是假设，蜀汉冒险吞并曹魏。如西汉刘邦灭项羽事，整个三国格局将会彻底改变。从文化上讲，以蜀汉积极进取的国势，由此造成的在文化上的影响，那时传统的中华文明将迥然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不求作为的“清谈”作风，那将是一股崭新的、昂扬进取、阳刚健康的文化气氛，由此带来的对以后的影响是深远的。
蜀汉后期，一挫再挫，先是关羽失荆州，先主猇亭一役惨败，致使隆中对成为诸葛秋风五丈原黯然的绝唱。这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无数的可能不得不使人归结于宿命。而魏文长奇谋弃用及后来内讧中被杀，焉知不是诸葛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锦囊，最后的一步必杀棋。若魏延在，其后的北伐会怎样？姜维的九伐中原，历史又将怎样书写？只有注目轻风，目送飞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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