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的态度却让他在同事间成了只孤鸟。没过多久，他就选择离开了公司。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欠佳，而是因为人际的压力。一直到他离职前，他仍在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我的观点错了吗？难道我发的脾气是没有道理的吗？”
有一句名言：“人不讲理，是一个缺点；人硬讲理，是一个盲点。”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少讲两句，得理饶人，否则，不但“消灭”不了眼前这个“敌人”，还会让身边更多的朋友因此而胆怯，进而疏远你。这值得吗？留一点余地给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美德，该培养的“习惯”。
如果得理不让人，那么就会让对方走投无路，有时甚至会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而既然是“求生”，或许就会“不择手段”，这样将对你造成一定的伤害。
历史上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汉代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后来成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的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盖的仍是普通棉被。大臣汲黯因为他这样，就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装模作样、沽名钓誉，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真的吗？”公孙弘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得清廉以沽名钓誉。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辩解，并全都承认，这是一种智慧。汲黯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无论他如何辩解，旁观者都已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也许是在继续“使诈”。正因为公孙弘深知这个指责的分量，因此他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就是不作任何辩解，承认自己沽名钓誉。
其实，这是表明自己至少“现在没有使诈”。由于“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分量。公孙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认为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便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众人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是不是沽名钓誉了，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癖好，无伤大雅。可见，得理能让人对人对己都是有好处的。
当对方无理，自知吃亏时，你的“理”明显占过对方，那么，不妨给他留一点余地，他就会心存感激，来日也许还会报答你。就算不会图报于你，也不太可能再度与你为敌。这么说来，得饶人处且饶人，不也是给自己留条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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