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鑫闹分离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鑫，这简直就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骆秉章。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榇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著作《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胡林翼在守制结束之后，想出来继续做官，便于1846年由几个学生凑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又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捐银得官，是可以选择任职地方的。朋友见他要到贵州贫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便问他。他说：“天下官场，只有贵州州县官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我此次得以复出，全是靠友人资助，我在得贫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有负友人之希望。”他的这种做官态度，与曾国藩所提倡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和道员先后8年，因为镇压贵州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由此“声誉鹊起”，知名于政界。他对绿营兵的同样有很透彻的认识。他曾明确地指出：绿营兵确已不堪，绝不能指望它在镇压农民起义之中发挥战斗力。清廷要想挽回与太平军作战的颓势，就必须改弦更张，大力编练勇营。他的认识与曾国藩的想法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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