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永远不要对至美的存在表示不敬，这是一个具有哲学感和历史感的人应恪守的基本的准则之一。前期有不少巴勒斯坦人做人体炸弹，情节很悲剧，但似乎也有一抹喜剧的明亮结尾：据说这样死后，会有72个年轻美丽的处女在天堂迎接他。有不少人批评说这种想法有些蠢，有些滑稽，但不妨设想这种想法的一种对立面：当你上天堂时，会有整整72个具有丰富性生活经验的不同程度地丑陋臃肿的中老年妇女向你蜂拥而来，总的来说，这个场景可能比人体炸弹更具震撼力。
对于极美的东西，我们常常怀有一种紧张甚至不安。叶芝形容：她的美有如强弓拉得绷紧。更敏感的里尔克说：极端的美总是带有死亡的气息。如果界定了不美是一种原罪，我们就可以推断，这种不安感源于我们将重坠罪恶深渊的恐惧，凡是把我们领到更高处的山巅的美，都增加着让我们坠下更深的山崖的可能。美丽的背影总是比美丽的面容更加容易刺痛人心，因为美丽的面容只是美的，美丽的背景不但是美的，而且已经开始了美走向消亡的过程。欧阳江河感慨：“然而我们的心/太容易破碎，难以承受尽善尽美的事物。”“两者之中谁更短暂/一生，还是一昼夜的蝴蝶？/蝴蝶太美了，反而显得残忍。”
白居易在悼念夭折的小女孩苏简简的《简简吟》中写道：“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诗人李亚伟说得最为简洁：“美人太美/使我伤悲。”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说得最为绝望：“美啊，请你停一停。”
如果说这是从南往北的车道，在隔离栏的对面，另一条车道上，一切在反向而行。诗、画、戏剧、电影，这些美的创造者，丑陋这一原罪的赎救者，正在用紧张与令人不安的暴力，启动刺痛的虐待或自虐的赎罪过程，并因此像刺穿油田一样喷泉般涌出全新的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充斥着刺杀、毒杀、扼杀，各种的暴力、背叛、通奸、阴谋，如同有评论者所言：如果莎士比亚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干了其中任何一件事，肯定声誉全毁，难免牢狱之灾。但是在戏剧中，他干得越多，他就越接近伟人乃至圣人。毕加索的惊世巨作当然不仅仅是扭曲的妓女《亚维农少女》和撕裂的战争《格尔尼卡》，他的经验是：每幅画都是一连串暴力的总和。依照内模仿心理学的理论，艺术，这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了外在的暴力，以想象力抵制了现实的压力。在这些内外与外在的暴力象狂暴的正负电子一样撞击湮没之后，留下来的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的宁静和安慰。
王尔德说：“犯罪是现代生活的惟一亮点。”他只说对了一半。罪是一个亮点，美是另一个亮点。凶杀恐怖片在这一边，爱情肥皂剧在那一边；拳头在这一头，枕头在那一头；血案连续报道和时装模特表演、犯罪高手和性感偶像——美和罪都分别在镜面的这一端和那一端。美是真的？还是罪是真的？美是幻觉？还是罪是幻觉？这并不重要。当这一端亮起时，那一端总会也亮起来了。
波德莱尔写道：美啊（他省略了“罪啊”两字），你来自天空还是深渊？你的凝视残酷而神圣。
附:一种比较简明的测试模型，将女性的美丽度指标定为四个层次：
a、你真美——应该无须解释。
b、你真好——无法用真美来描述，退而求其次，可以用真好来描述（古代纳瓦尔王后命令，女人到了三十岁，一律把“美人”的称号改为“善人”）。
c、你妈妈真好——即：能把你这样比较丑的女儿养大，很不容易，令人肃然起敬，可谓真好。
d、你妈妈真坏——即：居然生出这样丑陋无比的女儿，实在是对这个世界的犯罪，令人不齿，可谓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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