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攻读两个学院的项目,所以我必须同时选修两个学院的课,而第一学期我的必修课就有三门,两门法学院的,一门肯尼迪学院的。学校有规定,每个学生一学期最少上两门课,最多上六门课,一般辅导员都推荐上四门课。其实,这种课业负担量是很合理的,既考虑到了学生的承受能力,又兼顾了学分要求。
在哈佛要想修好一门课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业负担量大,课堂参与要求高,评分等级严格,教授不会轻易让学生过关的。在人数少的班里,“a”只能给头名状元;在人数多的班里,能得“a”的学生不会超过5%。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来到哈佛,就要真正学些东西,绝不能瞎混,浪得虚名。另外,经济账也不能不算,选六门课的单位成本要比选四门课降低33%。我毫不犹豫,在法学院选了会计学、联邦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税收管理学,在肯尼迪学院选了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资本市场,共六门课。
真是很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课,最忙的一天从早上八点半上到下午五点,上四门课。有的时候中午没有工夫吃饭,只能在课间喝杯水,吃点儿饼干充饥,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回到宿舍,简单吃点儿饭,然后又背着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半夜12点,等到图书馆关门后再回家。
美国的授课方式以启发式为主,很少有灌输式的。所以必须在课前做好预习,否则到课上很难有所收获。尤其在法学院,课堂上讲的都是复杂的法庭案例分析,中间夹杂着大量的法理、传统习俗和以往惯例。老师的假设是学生们已经熟读了所有背景资料,对课上要讲的案例都有基本理解,因此授课时一般不会重复书本上已经有的内容,而是加入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启发学生更深入的思考。所以,如果想偷懒,不事先预习,光凭课上听老师的就想学到知识是不可能的。每门课的作业量很大,有的课平均每两节就有一次习题作业,有的课要求不时地写小论文。两个学院有不同的学期时间安排,法学院没有期中考试,它的大部分课比肯尼迪学院提早半个月结束;而肯尼迪学院有期中考试,但期末考试又比法学院推迟半个月。所以,我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一面要应付这边的考试,一面又不能落下那边的课;刚考完肯尼迪学院的期中考试,又要准备法学院的期末考试,好不容易考完了,又迎来了肯尼迪学院的期末考试。
只有拼搏。我的每一分钟都是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过来的。预习、上课、做作业,预习、上课、做作业,预习、上课、做作业……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睡眠不足。原来在国内,每天要睡八个小时,中午有时还可以再休息一小会儿。可现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实在太困了,就在书桌上趴着闭一会儿眼睛,再用凉水洗洗脸,继续看书。虽然宿舍就在校园里,可为了能集中精力,几乎把所有睁着眼睛的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和教室里,宿舍成了地地道道的睡觉的地方。
记得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法学院的学生们放了一个星期的短假,叫做“飞行星期”。因为招聘公司往往要求应聘的学生亲自到公司面试,所以学校专门给学生们放假去应聘,以免耽误学习,而招聘单位也配合,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安排面试。看着法学院的同学们纷纷拎着黑色的旅行箱走了,我还是背着书包去肯尼迪学院继续正常上课,又要准备期中考试,心里真盼着自己也能有机会喘息一下。实际上,我在学习的两年里(包括一个暑假和两个寒假),没有休息过一个整假,假期也都是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度过的。
肯尼迪学院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我的两门功课一个得了a+,一个得了b+。同时应付六门课,还拿到一个a+,这是我到哈佛之后拥有的第一个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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