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夏业良不是这样祈望的。这不要紧。不过，他既然如此贬损张五常的学术贡献，我便想借用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瓦伦（lars werin）对张五常的评价，来给读者一个对照，看看没有资格评奖的人这么说了，有资格评奖的人又是怎么说的。
瓦伦写道：“关于这个经典的发展，我想，要选出一些明显而又没有疑问的主导研究，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里那里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应用那新的工具以正确的科学方法从事。其中一个是30岁的张五常。如果胜利的桂冠应该授予某人的话，我认为一定是这个人”（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las werin, 2000）。
（7）
再说夏业良对张五常生活逸事的批评。张五常说自己曾经教过容国团乒乓球入门，但两个月后就比不过他，于是自知没有乒乓球的天赋。如此而已。对容国团，张五常感情至深，写过催人落泪的《忆容国团》。而夏业良却在这段故事旁边加上脚注：“此说真伪已无法找容国团核实了。”
张五常儿时的玩伴，容国团的家人，许多今天还健在，夏博士大可以去求证！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人把这段脚注告诉张五常，张五常竟朗声大笑：“死无对证？你告诉他，张五常也说自己教过贝多芬作曲，那也是死无对证的，他怎么不去说呢？”
（8）
张五常又说过一个故事。1988年，在无锡一个破茶寮里，他和弗里德曼遇到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认出了张五常，于是上前打躬作揖；而当张五常介绍身边的弗里德曼时，那青年就站不稳了。夏业良给这个故事注释道：“1988年的大陆青年中对张五常那样了解和倾慕的大概只有他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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