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是决定政治家升降沉浮和生死存亡的决定力量，而什么是民意，民意的渠道在哪里，民意的标志是什么，政治家往往被这些问题所困惑而不知所措，媒体的声音是媒体自己的声音，还是大众的声音，很多时候两者的界限是模糊的，分不清彼此的。很多时候，政治家要通过媒体来了解民意，事实上，政治家越来越依赖媒体来了解民意。
发布命令是政治家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此外，政治家还通过媒体来传达自己的各种信息——试探民意、政敌的反应、国际反应等。
雄才大略的打天下和治天下靠的是“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在那里，笔杆子可以理解为“舆论”两个字。运用舆论可称得上是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在延安的时候就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利用媒体做有利于的舆论宣传。
1936年，生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在进步人士和组织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然后到延安，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那时，刚刚走过长征，偏居西北一隅，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对此了解甚少。而来自西方世界的斯诺先生无疑是一个电台，一个可以向西方宣传中国成长壮大的电台。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和他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并首次介绍了自己鲜为人知的经历。斯诺写道：“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①
同情中国的斯诺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报道，发表在英美报刊上，轰动一时，之后又汇编成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叫做《西行漫记》。和其他高级官员与斯诺的谈话，为美国和欧洲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打开了窗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交替使用两杆子，虚虚实实，虚实结合，两杆子交相辉映。经常亲自写文章，交由新华社发表，指导中国的革命。1945年8月16日至1949年9月16日，是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新华社，肩负着通讯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项任务，成为党中央、向国内外进行舆论宣传、指挥战争的有力工具。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①
解放战争时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看新华社译出的电讯，常常在电讯稿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在电讯稿上写下批注。对于某些事情的认识和发展趋势不仅作出批示，甚至指出应如何处理。围绕新华社应如何报道、该怎样写文章，写给他的秘书胡乔木（1948年6月兼任新华社总编辑）这方面的信件达20余件，还亲自动手为新华社写消息、评论和社论。
用新闻舆论击退敌军千军万马，成功地执导了一场现代军事史上的“空城计”，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佳话。
1948年10月22日，中原我军解放郑州。当天为新华社写下“郑州22日24时急电”，即《我军解放郑州》的消息。10月25日到31日，每隔一天为新华社撰写一篇新闻，7天内共写了5篇新闻。第一篇消息是新华社25日播发的：《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把蒋介石要偷袭石家庄的消息公诸众，使其阴谋昭然若揭。第二篇消息是27日播发的：《华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同日播发的第三篇消息是：《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把我军的战斗情况明明白白地告诉敌人：我解放区人民已做好充分准备，蒋、傅军胆敢来犯，必将有来无回。第四篇消息是29日播发的：《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口播稿），将敌军的行动告诉人民群众，一是让我军民一致抗敌，二是告诉蒋、傅，你们的行动我们了如指掌，我已做好战斗准备。第五篇是31日播发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新闻舆论具有强大的攻心作用。政治家应该对民众的心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然后通过新闻舆论，把最大多数的民众调动起来，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新闻播发后，立见成效。敌94军军长郑挺锋报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傅作义收听广播后，也大为震惊，认为自己的作战意图既然已被识破，石家庄军民已做好迎战准备，取胜已无多大希望。加之他的南进部队遭到我军民的抗击，损失不小，他怕继续南进会“中计”，因此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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