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在无数的实验研究也发现，实验结果与实验设计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实验设计导致不同的实验结果。这就启发了他们去用实验展示选择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他们率先采用“风洞测试”的方法，研究对私有化或政府采购的不同设计，可能导致的不同的市场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在史密斯教授的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中，在不确定性下个人的偏好及市场行为是该研究最为重要的方面，后来它发展为把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负的所得税及其他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测量对电力、住房及医疗服务的需求上，从而使得把经济学整个研究确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在目前，在产业组织理论与反托拉斯经济学中，实验性方法已应用在检查垄断、合谋及有关反竞争性措施的影响上，已应用到自然垄断及它对于规模经济、进入成本、可竞争的市场假设的关系等市场行为的研究上。而且作为一种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实验方式来把握人的市场行为，就可以从根本上了解现实经济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验经济学方法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观察的途径。
结语
当然，无论是从行为经济学还是从实验经济学来说，尽管今年它们获诺贝尔奖对其融入主流经济学是一个好开端，但是它们真的有用吗？其结论真的可靠吗？它们的研究成果与结论与现实相去远吗？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无论行为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不仅在于其年轻，而且在于其中都渗透了太多人为的因素，这就使得它们能否真正地反映真实世界的状况十分令人质疑了。还有，这些研究尽管开辟了一个新视野，但是实验的设计总是会舍弃很多真实环境，而且实验者的人为性与真实的经济行为会相去甚远。这就使得运用其得出结果来观察现实的经济行为增加不确定性。再就，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它们的研究没有考虑研究的有效性和潜在的经济意义，这就使得要想很好地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之中是不容易的。
但是，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不管它们有多少不足与缺陷，今年把诺贝尔奖颁给它们，就是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认可，就是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不管其学科如何不成熟或幼稚，不管其学科有多少问题与缺陷，对它们认可本身就会给主流经济学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至于它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与冲击到底有多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仅为主流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增添了活力，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与反省主流经济学，同时，也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既然已经把这两学科推向了前台，人们对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关注、学习、推进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经济学的研究一旦踏上另辟蹊径之路，其新的革命也即将到来。这就是今年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意义。
（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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