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他安排保尔和我私下里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家，是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们住的地方，但是，韦勃对待米勒的方法一点也显不出外交官的风范。
韦勃的妻子帕特茜给我们所有人倒上茶。之后，韦勃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次见面的目的。保尔啊，我希望你能提个日子，把首席执行官的职位让给艾尔。如果你不愿意，董事会就只好代替你做一个决定了。”
米勒愠怒，不出声。
韦勃继续说：“我建议就在下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为什么下个月不行？”韦勃问。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布置好，之后才能采取这样的重大步骤。年度股东大会太快了。”
他不仅仅是想争取更多时间，而且很明显不想当着很多人的面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年度会议总是会吸引数以百计的人来，尤其是罗切斯特的一些朋友们，而且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
我并不在意我们是在电话间里或是在保尔的乡村俱乐部的男士衣帽间里成就此事，我只是要办成此事就行了。
“那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会议上完成？”我建议。
韦勃觉得那是极好的一种妥协。
米勒试着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证。”米勒说。
“比如？”韦勃问。
“我希望得到保证，可以让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让他大吃一惊：“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一旦当上了首席执行官，我才懒得管他在我身边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还想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
我又让他吃了一惊。
“很好，您来写。我做些编辑，之后公布。”我说。
韦勃大松一口气，我们都握了手。米勒脸色阴沉。但是，游戏已经结束。
一次没有新闻的新闻发布会
韦勃告知了其他董事。为了准备6月份的会议，米勒起草了一份新闻稿，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