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建设新的、成本较低的生产能力，你或许会觉得其他地方的企业会相应淘汰自己过了时的产能。这是在理论上应当奏效的方式，而且从长期来说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但是，产能的严重过剩情况在钢铁、汽车、日用化学品和航空等行业中已经存在了多年。而且，从个人电脑和软件到通讯设备，越来越多的行业因此备受煎熬。准入障碍很容易克服，因为仍然有大量的资本在寻找出路，而因为多种原因，退出障碍就不太好对付了。
人的一个自然倾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许多人盘算着，如果他们以蚀本的代价撤出在实体和机构资产方面的大量投资，则损失过于惨重。还有人之所以负隅顽抗，是因为每一个竞争者都认定自己能够最后胜出，他们所有人都为市场份额而展开残酷的厮杀，以便提高自己成为幸存者的概率。竞争者们甚至会增添产能，期望因为他们的产能更新、更有效率，因此他们就能以他人的陈旧产能为代价获取市场份额。
家用电器行业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像索尼和松下这样的高效创新型公司将美国和欧洲的制造商逼上了死路。接着，更多的竞争对手出现了，不仅在日本，还有韩国，以及最近的中国。在追求市场份额、放弃投资回收目标的过程中，每一个玩家都在杀价。零售商和消费者获益颇丰，但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制造商能够持续地挣回自己的投资成本。
有时，只是因为玩家们不讲求实际。那些坠入陷阱的人们经常以为自己拥有一种特殊产品，而事实上，那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大众消费品。
比如，某企业多年来通过在研发中不断改进其产品而取得了成功。但该产品的一种新的代用品面世了—没有那么优秀，但对于该企业的大部分客户来说已经足矣。十有，这个企业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精心培育的宝贝，那么多艰苦努力和发明创新的结晶，竟然在市场上没有了立足之地。发明者确信自己卓越不俗，而且他们的确很出色。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因此获得回报—因为客户并不看重这种差异。
20世纪90年代，联信公司（alliedsignal）就是这样吃了大亏。90年代初期，该公司的尼龙业务赢利喜人，不断发展。这时，地毯制造商们—该公司的一大客户群体—受到了国内竞争者的追逐：他们用聚丙烯开发了一种便宜得多的纤维。联信公司的人看了看聚丙烯，视之为劣等品而不屑一顾。他们接着用数年时间继续改进自己的产品。与此同时，地毯制造商们却转向了聚丙烯，尼龙的销售每况愈下。等到联信公司接受了正在发生的事实时，企业已经赔了钱，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浪费在了一种市场份额正在缩减的产品上。
在制造多余产能方面，政府也起到了作用。在欧洲，苛刻的劳动法使得各公司很难解聘工人，有时几乎没有可能。美国的公司灵活性大得多，但是许多公司同样受到所谓“遗产成本”的束缚，需要履行给员工承诺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从而被迫维持本来应该关闭的企业。环境法规也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产能继续得到应用。石油、化工和其他重工业常常担负不起关闭已然被淘汰的工厂的后果，因为如果关闭工厂，他们就要背负巨额的环境清理费用。而且政府有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继续使用多余产能。雇佣了很多人或者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大行业能获得各种形式的资助，从津贴到关税保护，以及对垄断组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有古怪的经济学。有谁没听说过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美德呢？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发明了这个词，用来描述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取代没有竞争力或者被淘汰的企业。但是，在过去的10年左右时间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像美国航空（us air art）和世通（mci）这些理应倒闭的奄奄一息公司还在依靠生命维持系统四处游荡。他们也许会破产，但很难得到清算，因为有太多的债主等着瓜分他们的抵押资产。整合行为也许能削减产能，但很少能够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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