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出口剧增，显示了其调试良好的工业机器的威力，让狭隘的美国和欧洲企业从美梦中惊醒过来。有些行业从此再也没有从那次风暴中缓过劲来，其中包括汽车、车床、存储芯片和电子消费品。然而，许多其他行业却利用这个机会从竞争对手那里学习，开发出高效率生产方式，改善内部流程，削减劳动队伍，并在总体上把提高生产率当作了头等大事。
今天的全球竞争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至少，发达国家的企业从进步型的后来者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和东欧。他们的工厂并不比发达国家的工厂有更高的生产率。美国的生产率仍然是世界第一，它的增长率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区别在于劳动力成本—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只是发达国家的很小一个比例，其中包含了较低的工资、较低的福利成本和工作规则方面的灵活性。
就连一些仍然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也感受到了冲击。比如，墨西哥的就业机会正向中国和印度转移。而现在印度也开始在就业市场上输给中国。柬埔寨担心，一旦有利于自己的美国进口配额被取消，它的很大一部分纺织品生意就会转向中国。
常常有人争辩说，造成这种错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货币的汇率差异。经济上的必要性可能会迫使中国在将来某个时候重新评估其币值，但这一点不大可能产生多大区别。2002年，中国取代了日本的位置，成了出口美国的最大出口国。近些年，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以每年400亿~5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中国50%以上的出口来自于美国、欧盟、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所投资的工厂，并且融入了他们的全球供应链。人民币的升值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导致他们放弃这些投资和相关的基础设施。
这是全球贸易结构重新安排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对商务活动产生的影响似乎更大，因为它包含了过去在贸易中作用微乎其微的服务产业。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各国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他们各自拥有一个或者多个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比如自然资源、劳动力、金融资本和知识或社会资本。可是，当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时候，有关比较优势的陈旧思想就没有了市场。
如今，作用最大的因素是知识和资本，而这两样东西是没有界线的。信息时代创建的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是一个相当于全球范围的城市或地区。正如供应链能够跨洋过海一样，资本、创意和新科技在世界各地自由而迅速地流动着，几乎跟在纽约、亚特兰大或硅谷流动一样。
在需求方面，电视和互联网已经让所谓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大部分都希望加入这个俱乐部—而且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愿意勤奋工作，换取并不是很多的金钱。他们可以获得从前绝无可能获得的资本，而且他们能够获得技术。各种类型的信息都唾手可得，包括最新管理手段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的培训，而这些企业正在创建他们自己的低成本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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