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渗透，及至80年代，甘薯的起源问题重又引起学术界注意。1980年，戚经文的《甘薯名实考》（《农史研究》第1 期）对历代古籍所载之甘薯又重作详细考订，他认为《异物志》等书所载皆属薯蓣科的甘薯，非传自外国旋花科的番薯的别名。杨宝霖的《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农业考古》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与此相同的看法，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时发现，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是甘薯普及、传播的社会条件，井推动完成甘薯广布的技术准备。周源和撰写的《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 期），对50年代以来展开的甘薯起源问题讨论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详细考证了占籍史料后论定，《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番薯）而不是薯蓣（山药），指出，历代《本草》、农书和志乘不论在番薯传人之前、之后都有甘薯记载，吴德邻否定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井从甘薯野生到驯化过程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因素和在北方落户的技术准备等方面观察，得出了甘薯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的关系这一命题，否定了农史界的固有观点。
就番薯传人观点而言，对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是16世纪或明万历年间，然在具体年限上，也有人认为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岛运回薯藤之前，甘薯已传入我国，陈文华《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光明日报》1979年2 月27日）指出：“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红薯已传入东莞、电白、泉州、漳州等地。”陈树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 期）中则进而指出，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东莞人陈益从安南已引进番薯，他又根据《云南通志》推断，云南引进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七八年，并认为云南番薯由缅甸传入。陈氏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不少论著皆从此说，如198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版），即是其例。但对陈氏的观点也有持异议者，如杨宝霖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对其结论作了勘正，他指出，陈氏所据的《凤冈陈氏族谱》实为《东莞县志》删节所误，据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可知，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是在万历十年（1582年），并否定了陈树平所云，万历四年《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为番薯说，强调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我国引进番薯，当推陈益为第一人。此外，蒋星煜根据苏东坡的《酬刘柴桑》中的“红薯与紫芋”诗句，认为其所指者，即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原产地在美洲的番薯之传人中国，不是在16世纪，而是在11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几百年（《苏东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 期）。此论一出，引起众多学者关注，贾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说明番薯传人中国是在十六世纪末，指出蒋文将“红薯与紫芋”，曲解为番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他认为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的山芋”，而是“山药的山芋”。（《苏东坡吃的“山芋”》，《农业考古》1982年第2 期）也有人认为苏东坡吃的是芋头，因而也就否定了番薯在苏东坡以前传入我国的观点。
目前，甘薯己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玉米而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物，其产量占全世界甘薯的83％。不少中外学者均指出，甘薯对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考证甘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学术界对此仍在探索研究的原因所在。（王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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