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古作“甘藷”，最早记载于我国东汉杨孚《异物志》及稍晚的晋代秘含《南方草木状》，其后在《齐民要术》、《群芳谱》、《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所记载。清代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善衍，其传遂广”。长期以来，农史界均认为中国甘薯原产美洲，传人福建，以此为最明确最具体的记载。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蓣之类”，还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农史界乃至学术界意见不一，聚讼未决。据说，植物地理学家德堪多，为此还同一个在帝俄驻华使馆工作的医师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吴增，在他近200 首以七绝形式写成的《番薯杂咏》中，也曾对番薯的原产地进行过考证。他认为。番薯原产我国，是由我国的薯蓣传到海外变种，再传回国内的，“头衔仍署大中华”。吴增的这种大胆怀疑精神和反对盲目崇洋的爱国思想难能可贵，但其考证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未可为据。
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农史界曾对甘薯的起源问题有过一场论争。1958年第1 期《植物学报》发表吴德邻的《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一一＜南方草木状＞》。吴氏认为，旧大陆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藷显然是薯蓣属，并将本种定为薯蓣科植物，这是把古籍中甘藷定为薯蓣的代表性文献，并为不少论著引以为据。石声汉也把《齐民要术》所载之甘薯解释为薯蓣，他在《齐民要术今释》（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甘薯（pomoea）原产美洲……在南北朝时，中国不会有人知道有番薯。”胡锡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异物志》、《南方草木状》所记载的“甘薯”，实为“山药”；《闽书》、《甘薯传习录》所记载的是番薯；二者的来源和植物性状也大有差异，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年以上的不同物种。后人把甘薯混同番薯是“张冠李戴”的错误，（《甘薯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入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2 册，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谈甘薯和＜甘薯录＞》（《文物》1961年第3 期）对古籍所载甘薯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意见，他引用了海南岛和云南等地在三国、西晋时就有的甘薯史料，论断它和山药及芋都不是同类，古时“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观点一经提出，夏鼐、吴德锋在1961年第8 期《文物》上撰文表示异议。夏鼐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薯只能解释薯蓣中的“甜薯”，而不能理解为番薯中的一个品种，因为“整个旧大陆在发现美洲以前还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略谈番薯和薯蓣》）吴德锋则论断，“稽含所说的甘薯是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如亦芋。他所说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甘薯而是薯蓣”。（《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其后，经现代农学家丁颖等人考订，我国古籍中的甘薯应为薯蓣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辞海》（修订本）
在“甘薯”、“番薯”条中也以此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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