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缥瓷”即指器表施有青白釉或黄釉的早期青瓷。而“琉璃”、“壁琉璃”、“绿琉璃”等名称，在《汉书。西域传》中即有出现，直到唐代以后才开始多称为玻璃。
由此，而形成了第三种观点。即认为将“稠以绿瓷为之”解释为何稠“能制作琉璃器”缺乏说服力，因为到隋唐时期，古人绝不会将“瓷”与“琉璃”混为一谈。如《北史》，《隋书》有关载文中将“琉璃”和“绿瓷”相提并论，便是一个证明。所以将“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理解为“绿瓷”是何稠“将西亚玻璃技术与我国传统玻璃技术相结合”的“结晶”，在公元5 世纪前后，我国古代玻璃工艺的发展已进入兴旺发达阶段。可是到隋“开皇初”又落入“久绝”之境，究其根本，出现上述现象，除当时北方制瓷业的发展，瓷器部分地取代了若干玻璃用具的总趋势的影响之外，还与北朝晚期社会政治状况给当时玻璃工艺发展带来的冲击有关。
考古材料证明，北朝早期出土的玻璃器皿较多，如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的北燕罗马玻璃制品碗、杯、钵残器座等，河北定县塔墓出土的北魏钵、瓶、葫芦瓶等玻璃器皿，宁夏固原县李贤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等，地域分布深入到河北、辽宁等地，既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碗、杯、鸭形注、瓶、钵及残器座等，可见当时玻璃工艺发展的兴旺。北魏以后，我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以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对峙的政治格局，致使北方的经济和对外交流遭到削弱和阻隔，这时玻璃工艺也深受其害，这个时期，出土的地下玻璃器皿数锐减，由此可推测，北方政治上的分裂是导致玻璃工艺逐渐走向“久绝”之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北周、北齐还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多被历代统治者所崇奉和利用。寺庙的兴建，石窟的开凿，多和统治集团的支持相关。有的寺院还与皇室联系密切，如皇室向一些寺院施舍贡品，其中往往有些珍贵的器皿，寺院因而成为使用和珍藏部分玻璃器皿的重要场所。北朝晚期，周武帝先后两次发动灭佛事件，致数万寺院被毁，数百万僧人还俗，寺院中财物、器皿被没收，这在客观上遏制了寺院对玻璃器皿的需求，也是影响玻璃工艺发展的一个因素。随着隋王朝统一天下，出现了西域各国“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的盛况，对隋代玻璃工艺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条件，相继出现西亚玻璃器输入增多，西方钠钙玻璃技术的吸取，并制成了一批国产的成熟玻璃器皿。解放后，我国西安郊区出土的隋代13件玻璃器件，形制绝大部分模仿中国瓷器的传统形式，如管形器、蛋形器、扁瓶等，但在成分上有的已属类似西方的钠钙玻璃，标志着隋代中后期玻璃工艺的水平。但何稠制“绿瓷”，到底是“瓷”，或是“玻璃”，或是“瓷”与“玻璃”的“结晶”物，至今尚无定论。
（傅丰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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